03 “阮囊羞澀”

　　當剛考上大學時的興奮、光鮮和放蕩都成為過去，我開始從雲端回到地面，品味渴望己久的大學生活。

　　如果說，考大學拚的是學生自身的文化實力的話，那麽，讀大學就要拚家庭的經濟實力了。

　　同當時全國各大專院校一樣，我們在豫南師專讀書期間實行的是國家全額供給制度。入學時，在當地己經辦理了戶糧遷移關系，將戶口和糧食關系遷移至學校所在地(城市)的同時，本人的糧食關系也從當地(生產隊、大隊、公社)被逐級注銷。

　　我們的生活標準是每個人每月33斤主食，6塊錢副食。印製的餐票分為壹斤、叁兩、貳兩、壹兩等四種票面。副食票面為貳角、壹角和伍分。

　　入學報到那天，我看著發給我手裡的這一遝餐票，心裡盤算著，一個月三十三斤主食，六塊錢副食，那麽一天的標準就是限量一斤一兩主食二毛副食。這個生活標準雖然說不是很高，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人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的情況下，已經是相當不錯了。

　　具體到每一個人身上，這樣的夥食標準對於女生和飯量小的人基本可以維持正常生活。而對於男生尤其是飯量比較大的人，顯然是不足的。不夠吃怎麽辦?允許學生自費購買餐票。這就要依靠家庭的後援能力了。

　　每個月發的定量標準不夠用，就得自己購買餐票。交一斤糧票二毛錢可買一斤餐票。那年頭掙錢艱難，搞糧票也很不容易！除了國家職工和城鎮非農業人口，農村人是沒有糧票的。想搞到糧票，必須憑大隊介紹信拿糧食到公社糧管所兌換少量的糧票。

　　我們那裡是“統銷隊”(自產糧食達不到國家規定的最低口糧標準，由地方統一調配，以低價返銷給缺糧的農民)。統銷糧中大部分是粗糧，即玉米、紅薯乾、高梁面等，細糧(米、面)比例很小，隻佔15%左右吧。為了給我弄到糧票，母親和二哥盡吃粗糧，把統銷糧中的細糧省下來兌換成糧票全都給我寄去……

　　我的三年大學生活，是全靠二哥那一副瘦弱的肩膀扛出來的。上學走後，二哥的負擔加倍沉重起來。除了家裡日常開銷和母親看病吃藥，最大的負擔是，每個月都得給我寄些零花錢。

　　在我們那個窮山溝裡，基本沒什麽固定的經濟來源。二哥的掙錢門路跟當地人們一樣，靠山吃山。一個是做木床。一張木床從上山準備木料，到加工製作，再到背下山來到縣城市場賣出去，正常需要四天時間。如果木材質地好，做工精細，一張單人床可賣到10——15塊錢。

　　另外一個掙錢途徑就是砍建房用的檁條。檁條的價格分規格來定，一般4米長直徑12公分以上，筆直不彎曲，沒有疤痕的大檁條，能賣10塊錢以上。二哥身單力薄只有搞10公分左右的小檁條，一根也就賣5——7塊錢。從上山尋找木材到去縣城市場出賣，也需要三天時間，這就意味著，每個月二哥就得在山上山下往返兩趟。每次給我寄錢多少由賣多少錢而定。

　　學校大門口傳達室的窗台，是全校師生信件的集散處。每天，我們這些遠離家鄉的學子都要光顧這裡，看看有沒親人的家書。要是普通信件，認識的同學都可以捎帶給取回來，如果是掛號信，還必須通知本人帶著印章領取。

　　那個年代大學校園裡沒有銀行網點，家裡給學生寄錢了，都得拿著匯款單到市區郵政局去取錢。二哥給我寄錢的時間並不固定，

或月底，或月初。要是哪個月沒有寄來錢的話，我就得節衣縮食，把自己的消費水平降到最低，甚至除了必要的吃飯之外，其他方面做到“零消費”！　　家境貧寒如此，我很體諒二哥掙錢的不易，生活也十分的節儉。

　　先是從“嘴裡”節省。平時吃飯，我盡量按照夥食補貼標準吃，而不是根據食欲想吃什麽就吃什麽，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每天一斤一兩的標準，我按照“4:4:3”的比例，早飯和午飯各四兩，晚飯三兩。一個饃三兩餐票，一碗稀飯一兩餐票，再買一角或者五分的便宜菜，這就是我最經常的一頓飯標準。晚飯的三兩標準不太好掌握。一碗面條稀飯二兩餐票，再吃一個饃，就是半斤;如果吃兩碗面條吧，就是四兩，就得侵佔早飯或者午飯的一兩指標。每天一兩，一個月下來就是三斤，這可不是小數目！於是我改變了晚飯的吃法——要麽隻吃一碗面條稀飯，要麽隻買一個饃，這樣維持著不突破指標，不吃“探頭糧”。

　　菜食品花樣不多，早飯一般都是青菜、南瓜、豆芽、豆腐等幾類，價格五分至一角;中午飯菜都有肉類，如洋蔥肉片、肉沫冬瓜、青椒肉絲等，每份二角，這是我們那個時候最貴最好的“富家菜”。勿需諱言，我極少開這個“洋葷”，一個月品嘗肉味不會超過兩次！

　　當時的學校禮堂兼做餐廳。只有三個賣飯菜的小窗口，而且還是飯、菜分開，各賣各的。一個人吃飯要排兩次長隊。每當吃飯時候，數千人排成幾道長龍。冬天，常常是碗裡的飯都涼了，菜還沒有買到手！為了盡快買到飯菜，同學們各出妙招——有人分工合作，一個人買菜，一個人買飯;或者是組合成一個個小“夥食單位”，三五個人買不同的菜，既提高買飯效率，又增添了菜肴的多樣性，皆大歡喜。

　　就是在這樣的排列組合中，我結識了一個好兄弟。他家住遠離城區的鄉下，名叫余忠。人如其名，他為人忠厚淳樸，不善言辭，心眼兒就一個實在。我們兩個平時買飯時候經常合作，久而久之，成為我為數不多的學友之一。

　　在校讀書時期，像我這樣的窮學生最怕的就是添客。因為我們的生活標準是定時定量，家庭條件好的，可以不管不顧地敞開肚子吃喝，我可沒有這樣的家底兒，平時就是摳著“標準”吃飯，而不是可著肚子吃飯。

　　盡管省吃儉用，還是免不了要“鬧饑荒”。我上學那些年，每個學期都會添幾次“客”。有的是老鄉來南陽辦事兒，順便來學校看看我，有些是家裡的兄弟朋友們到學校找我玩兒，一個學期添兩三次客，就會出現較大的生活缺口。有一次，大哥領著外甥兒們來一趟，讓我一個多月都處於缺錢少糧的“饑荒期”！

　　那是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個周末，我禁不住幾個老鄉的殷勤相邀，一起去市區看了一場白天場電影。電影散場趕回學校時，已是晚飯時間了。我拿出餐具急匆匆來到餐廳。正準備排隊買飯，目光無意間掃過餐廳後邊吃飯的人群，突然發現幾個熟悉的人——是大哥，還有小外甥和一個本村的姑娘！他們正在吃飯，和他們在一起吃飯的正是余忠！

　　我好生意外！飯也顧不上買了，穿過人群，急忙向他們奔過去。詢問之下，才知道大外甥最近剛剛訂下一門親事。按慣例，新訂親要給女方買衣服。由於大外甥尚在部隊服役，大哥和小外甥就帶著那姑娘進城了。大哥他們一路打聽找到學校，不巧我不在校內。正是吃飯時候，余忠聽說是我的客人，就代我安排他們吃飯。難之中見真人情。李忠從此成為我的摯友。

　　大哥他們在我這裡呆了兩天，幾乎“耗”光了我一個星期多的夥食。還不到月底，我當月的錢糧已經告罄，陷入了“青黃不接”的生活危機！

　　人們常說，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就心慌。任我如何虛榮，到底還是挺不過去，隻好向老鄉張口，暫時度過了那場危機。

　　有句俗話說，吃飽不想家。出門在外，舉目無親，是很容易勾起鄉愁的。如果餓著肚子，此情則更甚。兩個月間，由於山高路遠，關山阻隔，我和家裡隻通了兩次信。雖然是別人代寫的，但在我心裡依然是“家書一封抵萬金”，讀了一遍又一遍，連信封放在小木箱子裡，想家了，拿出來再讀幾遍……

　　剛入學那兩個月，我幾乎每天都在想家，都在掛念母親！經常扳著指頭數時間，還把一張年歷裁開，把印著月份兒日期的下半部分折疊起來，放在枕頭下邊。每天晚上睡覺時拿出來，用鉛筆在過去的這一天劃一道斜線——真是度日如年哪！

　　實在熬不住想家的折磨，那年五一節，我請了兩天假探家。回到家裡，母親一眼就看出來我的變化，說我“白了，瘦了，是不是吃不飽?”一邊嘮叨著，一邊心疼得老淚縱橫。這一次出門其實還不到兩個月。我除了生活上的清苦之外，還有學習上的壓力，更苦惱的是人際交往上的障礙，總之就是全面的“水土不服”，身體上精神上都很受傷。回到家裡那個晚上，抱著母親好一場無聲的慟哭……

　　除了“口裡省”，還得“手裡儉”。除肥皂、洗衣粉、牙膏之類的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我從來不敢奢望其它非生活性額外消費。有時逛書店，看到心儀的好書，怎奈囊中羞澀，也只有望“書”興歎！看戲看電影這些精神上的享受也被我最大限度克制。

　　開始，我還隨大流逛了幾趟街，後來發現不行！坐公交要花錢，雖說一、兩站才五分，遠程也不過兩毛錢。但結伴而行，總不能光蹭吃蹭喝蹭車，也得適度表示表示。三、五成群一晌下來，看場電影、坐公交車，差不多一個星期的副食就玩兒進去了！

　　後來，我無奈選擇了“退群”。本來人緣就不好，再這樣離群索居，我形單影隻，越發孤單了。但我深知“無錢莫入眾”的規矩，事出無奈，也顧不上許多了。

　　好在我喜歡讀書。在別人遊樂嬉戲時，我把自己宅在宿舍裡、教室裡，或者校外河畔樹林間，埋頭書中。這種“鴕鳥心理”，反倒使我免去了許多不必要的煩惱。

　　我上學那年春天，二哥改變了生產方式:自個兒去大山裡出夥鋪。這樣雖然更苦更累，可是在時間上相比在生產隊大集體乾活兒自由些。在農活兒間隙還能上山砍些木料做木床，檁條之類，到街上賣了寄錢給我——這也是那個條件下二哥的唯一辦法。

　　二哥出夥鋪的地方叫“紅字兒嶺”，距離我當年出夥鋪的“要飯吃溝”不太遠，隻隔著一道山梁。當我爬山越嶺來到二哥種地的窩棚前時，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這是個什麽樣的地方啊！在一個突兀的小山包上，長著一棵柿子樹。樹下有一塊半間房子大的黑石頭，向前突出的部分形成了一個石坎兒。二哥依著大石頭搭了一個小窩棚。

　　雖然說我過去在家種山地也住過窩棚，但那是三、四個人住的，好歹也算個草屋子。二哥這個窩棚隻容得下一個人。我彎下腰鑽進去，直不起來身子，只能坐著。我打量著四周，一條髒兮兮的行李隨便攤放在茅草鋪上，窩棚門口處，在石坎兒下用三塊石頭支起來一個“鍋台”，上面放著一個熏得漆黑的鋁鍋，一隻掉了幾處瓷面的搪瓷碗就扣在鍋上，一邊的小石板上放著一隻塑料水桶，樹下放著鋤頭斧子鐮刀幾樣乾活的家什，除此之外，再無他物……

　　我在家種過三年山地，深知種山地的滋味兒。白天勞累且不說，到了夜裡，那漆黑的山谷，每座山頭每簇樹林都像張牙舞爪的怪獸，隨時都會向你撲過來……還有那麽多不知名的夜鳥，發出聲聲怪叫，有的“嗚嗚嗚”像啼哭，有的“咕咕咕”像怪笑，聽得人毛骨悚然！

　　那時候我們至少兩三個人在一起，好歹還有個伴兒。可二哥孤身一人，在這深山老林裡的黑夜裡，會是一種什麽樣的體驗啊?我實在是不敢想像……

　　我抹著淚，直覺得陣陣寒心:“二哥……為了我，你真是受罪啦！”

　　二哥卻不以為然，“嘿嘿”憨笑著，蠻不在乎地說:“這算個啥！好歹能多見糧食！抽空兒還能砍幾根檁條賣***在家裡大集體乾活兒強哩多！”

　　好二哥！為了我，連自個兒的婚事都不顧了，還有什麽樣的罪不能受?還有什麽樣的苦不能吃?

　　那個暑假，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夥鋪幫二哥乾活的，白天鋤地薅草，夜裡守夜看莊稼。

　　過罷暑假開學，分別兩個月的同學們相聚一起，十分的親熱。我卻有點難為情——人家一個個依然白嫩光鮮，而我的一雙手被雜草染得又黑又糙，臉上也是又黑又瘦，活脫脫一個從莊稼地裡鑽出來的鄉巴佬！同學們和我握手的時候，我都遲疑著不願伸出手來，那被草津浸染得黑乎乎的手掌，還有那一把老繭，著實令我難堪……

　　為了供我上學，二哥也是挖空心思尋找掙錢門道。他早些年跟七叔搭下手割山漆，也掌握了一些基本技術，於是就開始割山漆掙點兒活錢。

　　山漆是一種天然的“防腐劑”，使用上好純正山漆的漆器極耐腐蝕。據說，考古學家發掘出來的一些漆器，雖歷經千年，仍光鮮如新。

　　正因為如此，農村的老人都特別稀罕用山漆來漆“壽木”(棺材)。故而山漆一直是緊俏貨，價格不菲。

　　二哥“點”(租)了山北一個隊裡的幾十棵漆樹，商定了一個刀口五毛錢，以總額一百五十塊錢的價格達成了交易。

　　割山漆既是一樁力氣活兒，更是高難度的技術活兒。我親眼目睹過二哥割山漆的全過程。

　　先是要爬上丈把高甚至更高的漆樹，選好刀口，刮去樹乾表層的粗皮，才能下刀。刮外皮的時候要掌握好深淺度，刮淺了樹皮硬漆刀割不透，刮深了傷著內皮就會“滲津”，一旦滲津，這個刀口就報廢了！

　　然後是“放水”，就是在正式收取漆汁液前，先割破樹皮讓表層的水分控出來。用鋒利的狀如彎月的漆刀，在樹乾的兩側對稱割劃出兩條倒寫“八”字狀的刀口，在兩道刀口交匯處的樹皮上，削出來安裝容器的小接口，至次，準備工作完成。

　　接下來才是正式割漆。割漆的每一刀都足見功夫。在上次“放水”的刀口一公分處精準下刀，均勻地用力推動漆刀，割下來窄窄的皮條，隨即一股乳白色的膠狀汁液順著刀口邊沿淌了下來。兩側的刀口割完，迅速在事先削出來的接口處安上細竹筒兒做成的“漆夾子”，兩條細細的漆樹汁液便匯聚在裡面了。

　　割山漆一般是從過了夏至開始，每七天割一刀(次)，可連續割七至八刀，過了立秋，樹葉發黃，漆樹汁液漸少，割漆也就停止了。下次再割，得等到三年之後老刀口複原才行。

　　二哥割漆的山林離家約二十多裡山路。早上天亮上山，一路爬山越嶺，割完全部漆樹已是午後一點左右。吃點兒簡單的“乾糧”，就得趕緊收漆夾子，把裡面的漆刮到備用的小漆桶裡。等到幾百個漆夾子一個一個收完，下山時候天已快黑了。

　　割山漆雖說利潤可觀，但是風險也很大。有的人對山漆過敏，皮膚上沾一丁點兒，便會騷癢難忍，渾身起疙瘩(皮疹)。更危險的是，在樹上“高空作業”，兩隻手操作，只是用兩條腿夾著樹乾，沒有任何保險措施。稍不留神，失足跌落樹下，後果就嚴重了！我所知道的附近割漆人就有三個從樹上摔下來，兩個傷殘，一個從樹上掉下來撞到了石頭上！當家裡人在山上找到時，早已斷命多時……

　　幸運的是，二哥割了多年山漆，還算平安。只是一次意外之失，造成了不小的麻煩。

　　聽二哥說，那天割完了山漆，吃過乾糧，準備上樹收漆夾子的時候，才發現忘帶漆桶了！沒有漆桶，割下來的山漆往哪兒裝?丟下不收，經過一夜的風乾，這一刀漆就白白的糟蹋了！

　　二哥心一橫，腳步踉蹌地跑下山來，到家拿了漆桶，返回山上，這棵樹下來爬那棵樹，一口氣把全部漆夾子收完，日頭已經挨山了！大山裡面，日頭一落山，天就黑了！

　　當二哥摸下山來，走到村口，看到黑暗中一個模糊的身影，走近才知道是母親站在那裡等他。這時候，莊上的人大多已經睡覺了！見到二哥平安回來，母親連心疼帶埋怨:“娃兒啊！娃兒啊……你就是個暈子啊！”

　　我生活上的“翻身”，是在上大二時間。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祖國大地，我的家鄉也喚發出了新的生機。

　　那年的農歷十月間，我請假回家探望母親。剛登上村子南邊的“鑽天嶺”，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奇景象！秋收剛過，山岰裡那幾塊最好的“堰灘地”裡，砍掉的玉米杆堆放在地邊，人們在空地上來來回回忙碌著，他們在丈量土地面積，實行聯產承包。

　　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給農民帶來的最大變化是，生產方式的改變和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得益於政策的改變，二哥也改變了自己的“生產方式”——做起剃頭匠來。

　　別看二哥身單力薄，可也很愛搗鼓些小手藝兒。會做木床、板凳、案板之類的簡單木工活兒，還能編籃子、筐子、背簍兒的竹子用具。前些年，又摸索著學會了剃頭理發。

　　我所在的生產隊可耕地很少， 人均不到半畝地。單靠土裡刨食兒，依然難摘貧困帽子，於是那些腦子活絡的人不再守著自己那“一畝三分地”，開始倒騰山貨，做起了土特產生意。一些會手藝兒的人也都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長，利用當地的木材、竹子、葦子等自然資源，吃起來技術飯。一時間，小山村裡的人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走出了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開啟了半農半商的新生活。

　　二哥於是就做起了“半脫產”剃頭匠，農忙種地，農閑理發。他的“經營”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對住址穩定的本村或鄰村的鄉親們實行“長年包頭製”，包下一家老少的理發業務，每人一年出十斤、八斤糧食，分秋、麥兩季結算。另一種是打零工，主要是不固定的年輕人，剃一次頭(理一次發)收一次錢。二哥定的價很低，隻相當於街上的半價。他為人忠厚老實，乾活精心。經常為了一個“頭”跑半晌，收糧收錢也不斤斤計較，有些家的大人理發，小孩兒不算數，等於免費服務。

　　在山上做了半年多。第二年，二哥的客戶擴大到了山下，包下了離家三十多裡的一個大莊子上的理發業務。那個村自然條件好，既有稻田，又有山地，糧食粗細都有，旱澇保收。

　　那年夏天，二哥割山漆除交了點樹成本之外，掙了兩百多塊錢。加上理發的錢糧收入，入學的第二年，我開始逐步走出困境。憑著二哥的辛勞，支撐著我順利地完成了學業。

　　莎士比亞說:黑夜無論怎樣悠長，白晝總會到來。我的白晝就快要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