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最大的損失，莫過於被荒廢了的讀書年華。

　　剛退學時我才十五歲，多寶貴的金色年華，多好的學習時期！要是按照恩師給我規劃的人生發展藍圖，順利完成中學學業，然後再考上一所心儀的大學，憑著我的努力，是可以讀更多的書，學到更多知識！我的人生完全可以通過讀書改寫，實現社會底層的逆襲。

　　然而，一九六七年糊裡糊塗的被小學畢了業，虛度了一年光陰。好容易上了中學，不曾想竟然是空有其名的“戴帽中學”，沒有書讀，學無所獲，無奈黯然退學，就此終結了我的讀書之夢！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多次機遇都被“卡”在了文化程度(學歷)上，參軍、代課教師選拔、推薦上大學，都要例行程序，填寫表格。每當在填寫“文化程度”這一欄時，我都羞於填寫“小學”二字！這並不是我多麽虛榮，而是十分的窘迫。

　　毫無例外地，在這類機遇面前，我都被無情地擋在門外。

　　誠然，學歷不完全代表一個人的能力。然而，沒有學歷，你根本就沒有展示能力的機會！

　　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挫折，並沒有使我頹廢沉淪，一蹶不振，反倒越發激起我絕地求生的強烈欲望。不服輸，不認命，大概這就是我從母親身上傳承下來的基因，從小到大，伴我坎坷前行，成為我人生的財富和底氣。

　　一九六八年退學後，我正式成了“公社社員”，和父輩們一樣，開始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務農生涯。

　　由於我所在的生產隊耕地太少，需要開墾荒地，盡可能地多打糧食，維持一百多口人的生活。每年開春，生產隊要抽出三分之二的勞力進山開荒。這部分勞力分成若乾個小組，每組三至五人不等。實行“包產定工”的辦法，規定每個勞力當年所要完成的糧食產量，按照產量計算工分，超獎減罰(工分)。

　　這些開荒種地的生產小組都是“各自為戰”，不像在隊裡大集體生產那樣刻板。各小組獨立進行生產勞動，在出工時間、農活安排和勞動量等方面有著相對的自主性。所以，生性孤僻的我，每年都選擇參加一個小組，進山開荒種地。

　　一九七0年春，我用一把钁頭挑起行李卷兒，帶著鍋碗瓢杓，跟大哥他們一起到大山深處開荒。

　　高山河谷，看似面積很大，但並不是隨便一個地方就可以種莊稼的。在那海拔比較高的深山區，只能因地製宜，種些玉米、小谷子等很少的幾樣農作物。

　　進山開荒種地首先得選好“地”。前提是必須屬於本生產隊的地盤。因為當時實行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各個生產隊之間界限分明，是絕對不能越界到別的生產隊去開荒種地的。

　　再者，要想莊稼長得好，還必須有較肥沃的土壤，必須得是背風向陽的山坡或山溝等適宜莊稼生長的地方。

　　選好了土地，然後就是選找適宜住人的地方“安營扎寨”。一般會在小河邊，或者是能挖出山泉水的地方搭建簡易房子。其實也不能稱為“房子”，就是砍五根木頭，搭成一個馬架子，綁上樹枝，上面覆蓋一層茅草就成了，類似東北大山裡的“窩棚”那種樣子。如果位置條件較好，也可以就地取材，使用石塊兒壘牆，上面木頭搭架，木條或小竹竿編裡子，茅草蓋頂，蓋成一間擋風遮雨的像樣兒的草房。

　　“房子”建好之後，在裡面用木棍支起架子，縱橫綁定細木條，鋪上厚厚一層乾茅草，

床鋪就安排好了。由於窩棚內地方太小，三、五個人(當然都是男人)睡在一個大通鋪上，因而人們稱為“夥鋪”，把幾個人上山種地習慣上稱為“出夥鋪”。　　我和大哥、三爺、顯叔四個人出夥鋪的地方叫“前夥鋪”。這是一個兩山相峙之間被河水衝刷形成的一個峽谷，我們在谷底大河邊一個夥鋪舊址上安下了“家”。

　　所謂種山地，其實是一種古老到石器時代的“刀耕火種”耕作方式。放到現在，絕對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而在當時，卻是唯一的選擇。

　　我們先把山坡上的樹木砍倒，削去樹枝鋪在地上，地下是陳積多年的腐葉和乾草。過了十天半月，樹枝的葉子半幹了，就點火燒荒。一場熊熊大火之後，地面上留下一層黑乎乎的草木灰，這可是天然的肥料呢！

　　經過近一個月的割草、砍樹、燒荒等前期工作，時令過了清明，就開始“下籽兒”(播種)了。

　　我學著他們這些老莊稼“把式”的樣子，用钁頭在黑土地上刨了一個拳頭大的土窩，把玉米種子丟進去。為了保證出芽率，一般一個土窩要丟三、粒玉米種。然後把刨起來的土淺淺蓋上，再用钁頭輕輕夯實。五、七天后，玉米芽就破土而出了。

　　所謂的山地，大都是坡度在四十度以上的山坡上。大哥、獻叔他們一邊刨地，鋤草，一邊說著話，一副從容不迫的輕松樣子。我可就不行了！雖說是山裡長大的娃子，平時空手走山路沒問題，真要是在陡坡上做莊稼活兒，就夠嗆了！薅草的時候，我還可以一隻手抓著樹根或是石頭，一隻手把草拽出來，刨地、鋤草必須得雙手攥著钁把鋤頭把，用力刨下去才行。

　　山地石頭多，一钁頭下去，刨在石頭上直冒火星。石塊兒飛起來，很容易砸傷腿腳。遇到這種情況，大哥他們把腿一抬，就能輕松躲過石塊兒。我兩隻腳站都站不穩，動也不敢動，哪裡還敢抬起一條腿躲石頭?很多時候都是眼睜睜地看著石塊兒飛起來，砸在腿上，落得個腿破血流！

　　一次又一次地砸傷，腿上舊傷未愈又添新傷。三年山地種下來，我的腿上傷疤摞傷疤，膝蓋以下幾乎沒有一塊囫圇皮膚，光溜溜的小腿上面，真的是寸“毛”不生了！

　　落魄到如此境地，有一點我還是堅持不懈的，那便是讀書。每次去夥鋪，我都要帶上幾本書。白天乾活兒沒得空閑時間，到晚上在窩棚鍋台前燃上柴火，就著火光讀書。

　　那個年代家裡生活很貧困，是沒有閑錢買書的。我把上學時候能找到的那些舊書，特別是尹老師送給我的那些書重新翻了出來，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的讀，硬是把長篇小說當成課文來讀，大段大段的章節居然可以熟讀成誦。

　　深山峽谷，山風颯颯，流水潺潺。草屋篝火，一本閑書，伴著我度過了多少寂寥的星夜。

　　那時候，我最愜意的是下雨天乾不成活兒的時候。每逢雨天下不了地出不了工，我就蜷縮在窩棚裡的“床”上，抱著書本成晌成晌的讀。要是遇到了連陰天(方言:幾天持續下雨)，那可就是我的開心“假日”了......

　　做莊稼活兒，整天在跟土坷垃打交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那是講究不了衣冠整潔的。尤其像我們這些在山林間出夥鋪的，十天半月都不會不遇見外人。所以就更加“肆無忌憚”，隨便穿件什麽衣裳遮住羞醜就行，哪兒管什麽體面不體面哩！

　　但我卻是另類。自小讀老書多了，把“君子正其衣冠”這條古訓奉為信條。我很注意自己的穿著打扮，雖然貧困潦倒，但不頹廢邋遢。盡管那時候家庭條件依然困苦，有時甚至於家無余糧，身無分文。但是我寧願不吃飯，也要省錢、攢錢，買布做件像樣的衣裳。

　　每次從夥鋪蓬頭垢面地回到家裡，第一件事就是讓母親給我燒水洗刷。洗過了頭，換上乾淨的衣裳才出門。時不時地還去大隊部所在的村裡轉轉。最常去的，是到當大隊會計的文叔辦公室裡看報紙。

　　一九七一年七月份的一天晚上，我從夥鋪回家帶糧食。一如往常那樣，又來到文叔那裡。文叔正在大隊部開會，我就在他的辦公室看報紙。

　　過去了好長時間，文書才回來。一進門就告訴我一個好消息:開始推薦大學生啦！

　　“推薦上大學?”我聽到這個消息，激動不己。

　　通過文叔的一番話，我大致上了解了大學招生的一些情況。

　　1970年6月，大學重新開始招生。但不是像現在這樣，通過嚴謹的文化課考試，設定專業分數線，擇優錄取，而是“推薦加審批”的招生制度。通過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方法，招收大學生。由於這些大學生不是從應屆高中生中錄取(那時高中畢業生需要回鄉勞動鍛煉三年，才有資格參加大學推薦)，後來人們把這些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中選拔的大學生，稱為“工農兵學員”。

　　我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叔，你看我能不能試試?”

　　文叔說:“文件在你姑父哪兒哩，具體政策我還不清楚。明兒個我看看文件，要是中的話，就給你報上去試試。”

　　回到夥鋪後，我仍淘醉在“上大學”的幻覺中。那些天，乾活兒覺得渾身有用不完的力氣。

　　我在興奮中等待著，在等待中憧憬著。勉強忍耐了三天，回家帶糧食的時候又去找叔打聽消息。文叔無奈地告訴我:大隊開會研究沒有通過！

　　我心裡猛地一沉，忙問:“為啥沒有通過?是誰不同意啊?”

　　叔苦笑一聲:“娃子，沒人不同意，是你的條件不夠。按照文件規定的條件，起碼兒得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你才小學畢業，文化程度夠不著！”

　　文化程度夠不著！我就像被捅破的肥皂泡那樣，滿心的希望瞬間化為烏有！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類似的窘境又遭遇了兩次。一次過了大隊的鐵門檻，推薦到公社被退回;一次雖然參加了縣裡的“面試”，卻沒有了下文......

　　冬去春來，前夥鋪窩棚前石砬子上的映山紅又開了。

　　這些花中仙子攆著春天的步子，在我眼前花開花落了三個輪回，我在這個與世隔絕的山谷裡種地己有三年。刀耕火種，把這一帶漫山的老林種成了熟地。年複一年的過度開墾，原本肥沃的土壤，由於水土流失，己經貧瘠不堪了。

　　我的心田，如同這片貧瘠荒涼的土地一樣，沒有芳草，沒有鮮花，了無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