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當命運關閉一扇門的時候，也許會開啟另一扇窗。

　　在差不多整個七十年代，我就遭遇了這樣極具戲劇性的經歷——和潤妮兒婚姻的失敗，釀成了我人生最大的悲劇！接著，又因為“文化程度”太低，痛失推薦上大學的良機。但就在看似山窮水盡的景況下，我的政治生活方面卻出現了一些轉機。

　　這期間先後有三件事，具有風向標般的意義。

　　一開始，大隊只是找我幫忙寫一些宣傳標語什麽的。當年尹老師指點我練出來的毛筆字兒派上了用場。也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當地能寫毛筆字兒的年輕人並不多，憑著一手還說得過去的毛筆字兒，默默無聞的我，開始逐漸進入了人們的視線。

　　一九七二年初，地方各級團組織開始恢復重建。我接到大隊黨支部通知，參加了大隊團組織籌備工作會議。會上，宣布讓我擔任大隊團支部書記，製訂團建籌備工作計劃，協助黨支部組建大隊團組織。

　　這對我來說這可是個非同一般的政治待遇，標志著大隊黨支部對我的極大信任。接下來，大隊又派我參加了公社團委組織的“團乾”學習培訓。很快，大隊團支部正式成立了。就這樣，我有幸成為大隊“首任”團支部書記。由此開始，我的際遇漸入佳境。

　　一九七三年，為解決邊遠地區兒童“上學難”問題，上級指示各地因地製宜，開辦一些“教學點”，便利適齡兒童就近入學。我被大隊安排到一個邊遠生產隊的“教學點”教學，成為大隊“自用”民辦教師。與正式民辦教師不同的是，“自用”民辦教師不在國家計劃，沒有國家補貼，隻按全勞動力計算工分。

　　第二年，我更進了一大步，被“調”到大隊學校任教。

　　從小隊的“教學點”到大隊的“中心校”，這個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

　　一九七四年秋期開學前夕，大隊領導班子在學校教師安排問題上，發生了一場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能不能安排我到大隊學校當教師。

　　自從一九六七年尹老師被調走之後，我們大隊的學校七、八年間隻調上來過一位公辦教師，也只在這裡呆了一年就走了。後來安排上山的都是代課教師或民辦教師，最長的教一年，更多的是教一期，甚至有的臨時代課老師連一期都教不完就拍屁股走人了！

　　為什麽留不住老師?事實求是地講，不是這些老師缺乏事業心，而是山裡的工作條件生活條件實在難以留人！教師也是人，何況不是本地人，不是那些能在泥裡土裡摸爬滾打吃苦耐勞的莊稼人。任你滿腔熱血，想在山裡乾一番事業，但在艱苦的生活環境中，熬不了三個月，也就慢慢的心灰意冷了！

　　老師走馬燈似的不停地更換，結果是坑了孩子，苦了家長！一些家長跑到大隊，當著支部書記的面發牢騷:瞅瞅恁這些幹部怎當哩，學校都叫恁弄呼啦了！(方言:散架了)

　　在這種情況下，大隊幾位主乾形成共識:非得用本地人當教師不可！

　　可是，全大隊目前只有一個高中畢業生、三個初中畢業生。那個高中畢業生正準備上大學，不打算回山裡當老師。三個初中生怎樣呢?村裡有人出“洋相”說，要是叫他們去教學，那才叫“大模糊兒”糊弄“小模糊兒”！

　　“洋相”歸“洋相”，大隊幹部用人心切，還是很負責很認真的對這三個初中生進行了“面試”考查，包括談談話，念一段報紙，

問一些與教學有關的問題，大隊會計還出了幾道常用的分配比例計算類的“算術題”等。“面試”結果令幾個大隊幹部大失所望！分工管教育的大隊“貧協主任”生氣的說:“這些娃兒們！兩年中學算是白上啦！”　　大隊幹部們扳著指頭數來數去，還是數到了我的頭上了。圍繞我的“小學文化程度”問題，幾個主乾發生了一番爭論。最後支部會議決定，推薦我到大隊學校任教，上報公社批準。

　　據說，大隊把我報到公社後，主抓教育的領導看了我的簡歷，當即提出質疑: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怎麽能勝任教師工作?了解我的教辦室領導說:“別看他只是小學文化程度，要論實際文化水平，他遠遠超過現在的高中生！”最後，我以“同等學力”的身份獲得通過，列入正式民辦教師編制，享受每個月六塊錢的國家補貼。

　　當年的九月一日，農歷七月十五，我國傳統的中元節。這一天，是我到大隊學校上班的第一天。

　　天氣晴朗，高山頂上的天空顯得分外純淨、碧藍。幾朵棉絮般的白雲緩緩從頭頂飄過，一幅天高雲淡的美景。

　　我早早來到學校，搬了一張課桌，放在教室門口，攤開手繪的《學生報到花名冊》，準備接收學生報名。由於我是大隊建校以來第一個本地教師，出於新鮮或好奇，好多學生都是家長親自領著來報名的。而且這些家長都是這村那莊的鄉鄰鄉親，平時大多都比較熟悉。所以，一邊報名，一邊拉家常，使我的“開學第一課”很有人氣。

　　那個年代，在農村能夠成為一個“脫產”(脫離生產勞動)人員，是佷讓人羨慕的事情。一年三百六十天，風裡雨裡地乾，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誰不巴望能掙清閑工分呢！

　　能夠既清閑又能拿工分的人，全大隊只有三種人:代銷點營業員、衛生室醫生、調劑，再就是學校民辦教師。當時，農民把這三個部門戲稱為三大“隊直部門”。

　　對於和大隊部毗鄰而居的這所學校，我是再熟悉不過了。在這裡，我度過了最好的三年小學時光。恩師教給我知識，啟發了我的夢想……畢業離校之後，雖說偶爾還會來轉轉，但是己成為一個無法回頭的過客了。當我屢經挫折，再次回到這所學校，儼然有了一個“人民教師”的身份！

　　我們大隊的這所學校，說是正規編制學校，其實也不過是兩個“複式班”的規模。六十多個學生，連我在內兩個教師，另外一位是山下調上來的代課教師。我們每人擔一個班的班主任。那位教師是教辦室委任的學校“負責人”，擔任全校數學和“思想品德”課。我教全校三至五年級語文，兼體育、唱歌、勞動課教學。

　　從此，校園裡的鍾聲，朗朗書聲，伴隨著我開啟了四年的教書生涯。

　　成為大隊這所學校的教師後，我面臨的最迫切問題是文化知識的“先天不足”。

　　教育界有句行話:學生需要一桶水，教師必需得具備三桶水！我畢竟讀書太少，雖然說靠自學讀了不少閑書，對提高自身文化水平起了一定作用，但運用到教學上，其廣度深度專業度遠遠不夠！為了彌補這個“先天不足”，我只能後天拚命來補課。

　　那段時間，我除了通閱小學一至五年級的語文數學教材之外，還開始自學初中教材和高中教材。當地的幾個初中生、高中生用過的課本幾乎全被我無償“回收”，我發誓要把失去的“中學”奪回來！

　　在自學過程中，文科方面的語、政、史、地幾門學科沒有什麽問題，最大的困難是數、理、化(當時英語課幾乎可以忽略)。與我在文學方面的“靈感”截然相反的是，我對數理化卻“悟性”很差，而這恰恰是學理科的必備素質。

　　最要命的是，沒有真正上過中學的“先天不足”缺陷暴露無遺！數學的代數幾何解析，化學的分子式，物理的邏輯推理以及和數學相關的函數等，都成了我的一個個“攔路虎”，絞盡腦汁使盡吃奶力氣也無法突破！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失敗，再嘗試，再失敗之後，我隻好無奈地選擇了放棄！這也就是後來高考時我選擇報考文科，並在數學考試那一場“棄考”的根本原因！

　　勝任教學工作的現實壓力，迫使我發憤讀書;學校教學工作的相對安逸環境，也為我提供了讀書的條件。因而從一九七四年秋期在大隊學校任教，到一九七七年底，這三年的發憤用功，成為了我繼小學畢業階段之後的第二個重要知識增長期，這也為後來的參加高考提供了扎實的知識儲備。

　　就在我立足講台潛心教書之際，又發生了兩件事，差點兒改變了我的人生走向。

　　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十一月份，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開始了。我久藏心中的當兵夢又悄然蘇醒。早在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就有過一次當兵的機會。那時我剛從“戴帽中學”退學不久，在大隊征兵工作動員會上，我背著母親報了名。一直臨到去縣裡體檢前一天，我才告訴母親。母親本來很不情願讓我去當兵，但經不住我哭著鬧著的纏磨，母親還是含淚答應了！結果體檢合格，在政審中卻被“刷”下來了——年齡小兩歲，不滿十八周歲。

　　我耿耿於心，當兵之志始終未能泯滅。這一次和我一起報名參加軍的，還有兩個跟我同一個莊上的夥伴兒。我自以為政治、身體各方面條件具備，年齡二十二歲，信心滿滿，志在必得。

　　放著四平八穩的教師不當，竟然要去當兵?我的這個舉動引起了包括家人、親友和外邊很多人的質疑。

　　頭一個不同意的自然是母親。母親為人深明大義，按理說不會干涉我的行為。上一次我背著她報名參軍，盡管十二分的不情願，但最終還是松口了。雖然說因為年齡小沒能走了，但至少說明母親在我當兵的問題上，並不是十分固執的。

　　但這一次不同。這兩年為了我和潤妮兒的事兒母親擔驚受怕，傷心生氣，身體狀況一年不如一年！現在潤妮兒處境艱難，我們的事兒前途未卜，這個當口我要是再參軍走了，遠隔千裡之外，母親怎麽承受得了?

　　但是，我已經二十二歲了，如果再推延下去，這輩子當乒的願望真的是要落空了，我豈能甘心?

　　那些日子，我天天纏著母親，軟磨硬泡，硬是把母親的心給打動了，終於含著淚吐口了！

　　在我報名參軍的路上還有一道關口，就是我的姑父老支書。開始我一直還心存顧慮:剛剛安排到學校，講台還沒有站穩呢，又要去參軍，是不是這山望著那山高，沒個事業心，姑父會不會有看法?不料見到了姑父，提起來想報名參軍的話頭，姑父就滿口讚成，完全支持。並說:“你要是能參軍，對你的前途，對你的婚姻，都是好事兒！”

　　家庭和工作兩個後顧之憂一解決，我如釋重負，立刻就找武裝營長報了名。

　　體檢結果，相鄰四個大隊十幾個參加體檢的應征適齡青年中，其他三個大隊的人全被“淘汰”，只有我們大隊的三個人身體合格，全部通過。

　　第一關順利通過。在接下來的政審環節中，我又遇到了麻煩——當年分給我們大隊兩個參軍名額，而體檢符合條件的，包括我卻是三個人，必須刷掉一個人。刷掉誰呢?後來聽大隊民兵營長說，在公社征兵政審工作會議上，圍繞我的問題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見:支持我參軍的武裝部領導認為，我的各方面條件都符合要求。特別強調我比另外兩個應征入伍對象年齡大，再推遲就沒有機會了，堅持確定我參軍。

　　持反對意見的是主抓文教衛生的一位副書記。他的理由是:我是這個大隊唯一的民辦教師，如果讓我參軍走了，學校教師馬上出現空缺。因而不同意我參軍。

　　主持會議的領導綜合對比三個因素:一是另外兩人分別是十九歲和二十歲，佔有年齡優勢;二是文化程度高，一個高中畢業，一個初中畢業，而我只有小學畢業;三是那兩人剛畢業，沒有工作方面的遺留問題問題，而我是教師，我一走，學校就面臨停課的問題。而正是這最後一點，成為了舍我取彼的決定因素。

　　唉！真應了那句古話:得之東隅，失之桑榆。我引以自豪的教師工作，竟然成為了阻斷我參軍夢的障礙！

　　體檢回來後，我一邊照常上課，一邊熱切地等著征兵政審的消息。大隊武裝營長從公社打回來電話，說很可能定不住我。盡管一直做著“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可是真的面對參軍希望落空，還是無法接受！我安排好了課程，匆匆下山，我要做最後的努力！

　　我跑到公社找到武裝部長，部長說，要服從國家需要，走者愉快;留者安心！不！我不甘心！當兵是我植根於骨子裡的夢想。和所有的頑童一樣，可以說尚武精神是與生俱來。幼年時，我自己做的木製槍械可以成為系列，既有冷兵器時代的刀槍劍戟，又有火器時代的手槍步槍機關槍……如今距離夢想中的軍營只有一步之遙了，讓我放棄，豈能甘心！

　　我借了一把自行車騎上直奔縣武裝部。見到了負責征兵工作的一位參謀。他告訴我，新兵己經確定下來了，馬上就要進行入伍前家庭走訪，不可能再做變動。

　　當兵之夢最後破滅了！沒能當兵，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

　　一九七五年，我又得到了一個難得的機遇:有可能被選抜到公社團委，擔任沒有公職的“兼職”團委委員。這對於追求政治進步，獲得更好發展機會的社會青年來說，具有巨大的誘惑力。

　　我到大隊學校當教師後，仍然還兼著大隊團支書職務。那次公社團委召開了全公社各大隊和社直部門團支書會議，主要是安排團支書去大寨和林縣“紅旗渠”參觀學習。公社黨委對這次活動十分重視，主抓“青婦武”(共青團、婦聯、武裝部)的副書記出席會議並講了話。

　　會後，團委展書記把我和另外兩個團支書留下又開個小會，談到根據上級團委的部署，公社團委決定從團支書中選抜優秀的“團乾”充實到團委班子中， 擔任“兼職”委員。我們三個就是初步擬定的人選。展書記還特意提到我的工作，擔心我的教學工作與團乾工作產生衝突。

　　這一來，我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是放棄教師工作，去擔任這個雖然是個虛職，卻有較好發展前途的“兼職”團委呢?還是安守本分，踏踏實實在學校裡教書呢?為難之下，我找老支書請教。

　　老支書聽我說完，問我:“你有啥打算?”

　　我說:“有點兒為難，不知道怎著辦才好。想請您給我拿個主意。”

　　老支書習慣的抽著煙，皺著眉頭沉吟一會兒，對我說:“這個事兒，我也不好給你定這個盤兒(方言:拍板做出決定)。要是論公，我支持你去當這個團委，說不定有發展前途。要是論私，我是你姑父哩，給你說個心底兒話，我不讚成你出去跑騰，還是安安生生當教師，把學教好，這是個穩當的職業。乾得好，說不定以後還有轉正的機會。”

　　姑父這一番話說得中肯實在，入情入理。我思慮再三，最後表示，“姑父！我聽你的，不出去了，這個團支書我也不再兼了，安心當好教師。”

　　這一次的選擇，基本上確定了我的職業走向，教師由此成為了我的終身職業。後來聽團委展書記說，那三個(我退出後又遞補一個)“兼職”團委，先後被推薦上了大學，進入了政界。

　　每每憶起此事，我總是會想到著名作家路遙先生那句話來:人生的道路是漫長的，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在年輕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