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日軍佔領了南昌,“銀聯”立即組織發動會眾為難民老人兒童愛心募捐,勸募寒衣,國貨義賣,節約救難,宣傳抗日,激勵軍民鬥志,眾志成城,共赴國難。
學聯一直奉行“隱蔽精乾”的原則,在“銀聯”的推動上也是如此,用統戰方式贏得金融界管理層的合法認同和租界當局的注冊許可,影響力倍增。
可是非營利性的群眾俱樂部,經費成了一大難題。
這可難不倒顧培風,在經費拮據的情況下,他與何木蘭創造條件,先後開設了8種補習班:語文、英文、世界語、日文、俄文、新文字、銀行會計、簿記以及11種研究會:銀行實務、金融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學、哲學、英文、圖畫、書法、金石、攝影、漫畫還有6種體育活動:籃球、乒乓、網球、武術、游泳、彈子甚至2種座談會:時事、文藝等來籌集資金。在群眾文娛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的同時還籌辦了“中外假鈔展覽會”“慈善音樂大會”“國貨義賣”“古今柬帖展覽會”等,以特色服務吸收銀錢業職員。
置身“孤島”沉悶壓抑的環境,正當的聯誼活動可以消除各業界的隔閡,團結銀錢業同仁,這些有意義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淪陷區人民當“亡國奴”的屈辱,舒緩了高強度櫃面工作帶來的緊張壓力,讓銀錢業人員從救亡圖存事業及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奉獻中獲得幸福感、成就感。
1939年5月5日,汪精衛公開投降日本。
崔中石想過很多種自己或被逮捕或被羈押的場景,只是沒想到最快來的是葉士釗。
他是來鋤奸的。當然被“鋤奸”前他有辯解的機會。
葉士釗是替重慶方面來問話的:“崔主任,上海央行軍需跟物資配給借款出了很大虧空,相關人員王蒲臣前兩年伏法了,馬漢山逃到了上海。之前上海中央銀行金庫的帳是你在管吧,有沒有什麽私情牽連,比如牽涉何希齡行長的。”
崔中石:“我是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金庫副主任,我回答的都是公事,不牽任何私情。”
“那就好。”葉士釗,“請說吧。”
崔中石:“國民政府只有一個中央銀行,幾百萬軍隊的軍需當然都是由中央銀行撥款,而五大城市的物資配給當然也是由中央銀行借款。具體到上海,當然由中央銀行撥款、借款。可是,中央銀行隻負責拔款、借款。給軍隊的撥款是直接按南京的要求撥給軍事物資管理委員會,給城市物資的借款也是按照南京的要求直接借給民事物資調配委員會。至於從哪些渠道購買軍需物資、民生物資,那都是兩個委員會的事。中央銀行不負責購買。不知道我回答清楚沒有?”
“哦——”葉士釗似乎早就料到他會這樣回答,卻故意拖了一個長音,“這樣說來,央行早就將該撥的款、該借的款都撥借到位了。因此無論是軍需物資還是民生物資出現了侵吞或者是少撥甚至不撥的情況,都與你們央行無關。崔副主任說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崔中石仍然站在那裡,不卑不亢:“是這個意思。”
“那我就必須再問一個問題了。”葉士釗說完這句突然加重了語氣,
“錢該撥的已經撥出去了,該借的也已經借出去了,為什麽帳還要在你們央行走?”問到這裡他緊盯著崔中石的眼。
崔中石的目光卻始終望在葉士釗身上:“中央銀行有明文規定,凡從本行撥出去和借出去的款項都必須在本行走帳,以保證專款專用。”
葉士釗:“那你們撥出去的錢和借出去的錢是不是都用在購買軍需物資和民生物資上,是不是每一筆款的去向和使用在帳上都有體現?”
崔中石:“我們有責任監督撥出去的錢和借出去的錢,盡量都用在專款專用上。”
葉士釗:“這我就聽不懂了。崔副主任的意思到底是專款專用了還是專款沒有專用?”
崔中石:“每個月都在撥款、借款,緊張的時候每天都在撥款、借款,而購買物資卻需要解決諸如貨源價格、交通運輸等種種困難,因此有些帳必須要到一定的時候才能體現出來。“
葉士釗:“你在回避我的問題。”
崔中石:“我沒有在回避你的問題,葉處長。位卑未敢忘憂國,我只能說如果你以上海央行經濟犯罪的名義處決我,我不認罪;如果你以日偽華興商業銀行高級顧問的罪名處決我,我也不認罪。”
葉士釗也許是被那句“位卑未敢忘憂國”打動了,他收起槍:“崔主任,當時您真不應該下船,今天你的回答我會如實報告重慶方面,可是沒有我其他人恐怕也不會放過你。”
崔宅
知道鋤奸隊來過,顧圖南第一時間找到了崔中石:“掩護銀聯、掩護學聯,都不是你的責任了,你也做不到。”顧圖南放下手中的茶杯,“三天時間,把你經手的那些帳冊整理好,移交給我。隨時準備撤離。”
“撤離?”崔中石一怔,“我經手的那些帳冊牽涉到國民黨許多部門或者日本人,十分複雜,移交給任何人都說不清楚。在這個關鍵時候,你不能接手這些帳冊。”
顧圖南盯著他:“擔心我對付不了國民黨、日本人那些人,還是擔心那些帳冊經不起組織審查?”
“圖南!”一向沉穩甚至顯得文弱的崔中石突然激動地站了起來,“作為你單線領導的下級,請你把我的話記下來,向組織匯報。”
“什麽話?”顧圖南望了他好一陣子,“你說吧。”
崔中石:“為國民黨中央銀行走帳,把那些本應該屬於人民的錢一筆一筆地轉到國民黨貪腐官員口袋裡去的那個人,是國民黨中央銀行的金庫副主任崔中石,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崔中石。為日偽華興商業銀行辦事,也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崔中石。這樣的事情,崔中石不做,國民黨或日本人也會派別人去做。雖然我每一次做這些事都會有負罪感,那也是作為一名無產階級對人民的負罪感,而不是擔心作為一名黨員受到組織的審查, 審查也是應該的。”
顧圖南心裡震蕩卻表面平靜:“不需向上級匯報,我現在就代表上級回答你。這幾年來你跟國民黨各個階層或是日本人交往的那些事,都是工作需要,都經得起組織審查,歷史檢驗。你剛才的話,還有你這幾年的工作,將來我都會書面寫進你的檔案。記住,到了延安,無論到哪個新的部門,都不要向新的上級做這樣的解釋。還有什麽要求?”
“有。”崔中石又坐下了,“三天之內我無法整理好帳冊,無法撤離。請組織重新考慮讓我撤離的決定。”
“組織不可能重新做出決定了。”顧圖南站起來,“立刻整理帳冊,等我的通知,隨時準備撤離。”再不商量,向門口走去。
“等等!”崔中石站了起來,喊住了他,“最後一個要求,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請組織尊重我的權利。”
顧圖南站在門邊:“簡明扼要。”
“是。”崔中石走了過去,“請發展顧培風同志為中共正式黨員。我與他一起工作四年了,看著他從一個中學生成長為一名優秀的隱蔽戰線的銀行業從業者,我認為他的思想,他的品德,還有他的能力可以加入我黨,我願意做他的入黨介紹人!”
顧圖南回頭打量著崔中石,終於開口了:“好。”
“圖南,我們立個約定吧,若是我們三個有一天都到了延安,我們三個都穿上軍裝,在寶塔山下照個相!”崔中石說。
“好。”顧圖南最後看了一眼崔中石跨過院門,“不要送了。”大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