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期，在政府人員管理的機制上，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慢慢發生著變化。

　　人類從公元二十八世紀開始大規模通過星隧往星際間移民，那段艱苦而危險的歲月中，對於維持這些星際探索者團結和奮進無疑是最重要的領導要素。無論是那些在溫暖適居帶建立，後來發展成獨立政權和國家的定居點，還是那些隱藏在黑暗角落或是小行星帶之間的礦區星球，都需要強有力的領導機制，帶領那些幾乎沒有星際生存和航行經驗的人們渡過最初的困難時光。

　　這些千千萬萬的大型、中型和小型定居點後來發展為自成體系的移民區、自主政權，甚至是區域霸權的過程中，最初的那種強力領導模式依然很好地在多數星球和星區保留了下來。然而，隨著每個移民星球和星區人口的增長，星區、星球之間的交通日益方便和安全，再加上社會結構經過二百至三百年的沉澱後日趨穩定，而同時人們對社會治理和律令體系的訴求也逐漸提高，一些有關行政體系的變革在很多地區悄然開始了。

　　在這段漫長而沒有重大歷史事件的變革裡，歸根到底還是實際行政發展趨勢的體現。從突出官員，尤其是各級長官的兼職狀態，到強調機構成員在行政過程中的整體作用，以及明確機構的法律地位。其中如下這幾點，也相當能反映出這個歷史階段整套行政體制的深刻變遷。

　　一方面是諸多行政部門中長官和佐官的關系變化。這個期間，長官從一開始“一言九鼎”的家長式官員，逐漸演變成了“首長製”、“領導製”，甚至後來更分散的“委員製”。隨著長官的權力縮減，佐官的在行政體制種的地位卻上升了，而其中兩者之間的牽製和協調機制卻在逐漸明確。

　　另一方面，在人們需要有強力領導機制來克服危機四伏宇宙中各種險阻的時候，幾乎所有新建移民星球和星區的行政體制都是以強盜各級長官權力和責任為基礎來建立和運行的。這種機制形成的內在因素在於，當很多需要在開拓新地區時遇到困難時，很多當機立斷的突發事件需要這些擁有絕對權威的長官來作出決定。再加上，威爾斯信息流傳輸機制成熟之前，人類在自身佔據的廣闊疆域與擁有的通信科技手段之間的效率和路程，又回到了地球上電報發明之前的情況。

　　綜上，從公元二十六世紀的宇宙紀元元年到宇宙紀元三百年期間，長官主持並對自身事務負責的制度基本上是所有走向星際之間人類政治實體的常態。在這種常態下，通常意義上的必要牽製，以及各級之間的協調機制，基本上也隻存在於不同部門、不同長官之間。這個階段裡，很少出現後期那樣，副官或是佐官，甚至是下級對上級之間的制度性監督。

　　這個期間的這種行政形態，人們習慣稱之為“長官負責製”。通常在記載各種發生在這些地位高低不一的負責人所經歷的歷史事件，以及那些人員任免時，這個歷史階段有它自身的諸多特點。比如:在敘述某個職能和長官時，通常會先表述這個長官的官階和行政地位，然後才會在後面記錄某人在某個時段擔任某個具體長官時的具體事務，以及某人的部屬等等信息。

　　“長官負責製”的成例隨著各個移民星球和移民星區的社會結構趨於穩定，再加上周邊的安全形勢和風險逐步降低而在悄然發生著改變。

　　改變的起始時間和很具體的契機已經很難追溯，但如果我們看宇宙紀元300年至400年之間有關各星區又零星而整體制度化的記載，

也許能有所助益。相較於“長官負責製”的階段，這個時期的記錄開始出現先以某某機構的權責為開篇，然後記錄其機構的官員名額，然後才涉及到這個掌事部門人員每個標準月或標準年的信用點工資。　　在這個時期，依然還有大量擁有軍功和軍職的人員，由純粹的軍人職位轉換為純粹的民政職位，而往往這些人在軍中的銜位都高於實際履職的民政官階。若是在以往“長官負責製”的時期，由於社會本身認可度很高，再加上整體“形式使然”，在記錄同樣情況的時候，都會先以這些人員的軍銜身份來作為條目開篇，其後才跟上此人任職這個部門的職責和人員編制等等內容。

　　長官負責製下的各個職能機構行事，往往具備很強的整體性，這種體制下的主官和屬佐官員之間往往還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關系。而後來的變遷原因，一方面是前面所提到的社會因素，歸根結底還是從很實際的行政體制發展趨勢體現出來的。在“長官負責製”逐漸被取代和消解的過程中，從突出各類長官和官員在權責上較為模糊的邊緣，到強調這些部門和機構成員在實際行政過程中作為一個整體出現，並明確這之後的律令和法規的實際地位，確實反應了這期間很深刻的制度性變遷。

　　當然，依托於人類在地球上漫長的政治治理經驗，很多制度都隨著情況因地製宜而變遷。雖然在開拓宇宙的初期，“長官負責製”往往帶來一些權責邊界不明確，以及很多法規甚至制度層面的漏洞和縫隙，但這樣的靈活性也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這些前線或是負責具體事物官員很多時間隨機應變的權力。同時，這些權力的實行自然也伴隨著對這些在某個地區，或是某個具體事務上具有巨大決策權長官近乎嚴苛的監督機制。

　　那個時期的監督機制由於長官本人對事務的絕對領導權和決策權，所以導致那些錯誤或是導致負面、甚至災難性後果的決策和行動，往往需要這些長官用個人的前途、金錢甚至生命來負責。在“長官負責製”逐漸被“機構負責製”取代的過程中，這個問題有了很明顯的改善。

　　過去，由於長官負責了某個事務，包括期間屬佐人員和辦事人員的任免，所以這些任免這些長官的政府機構往往也只需要施行對這些負責人的賞罰分明。而到了“機構負責製”的時期，某機構實際上的長官和那些副官、屬官等人員任免權，都被收歸到了各級政府手中。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前需要長官個人對具體事務承擔無限責任的制度，就逐漸改由此機構中包括長官及以下兩級或是三級官員來共同擔責。

　　相較於“長官負責製”到“機構負責製”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整體社會治理結構趨於完善和成熟。這是隨著走出地球和太陽系後，星際文明的人類到了第五、第六代移民後裔陸續登上政治舞台而隨之發生的嬗變。幾乎與此同時發生在每一個星系團角落的，是那些擁有眾多人口、強勢資源的星區、星球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日趨獨立。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現象很值得後世的人們關注，從而對那一歷史時期的情況管中窺豹。

　　自從人類穿過海王星遺跡的一號星隧登陸到一號星系，最初那些出生在地球，或是地球第二、第三代居住在太陽系其他星球或是太空站的後裔，都對地球這個故鄉有著十分濃厚的文化與身份認同感。當這些移民到了新的地方，往往在安定下來後，會用他們從地球帶來的幾噸，或是幾十噸泥土，塑形成這些移民者喜歡的形象，作為這個定居點與地球之間聯系的象征。

　　在這些雕塑刻寫銘文的地方，移民者和探索者基本都會向地球星際移民委員會申請一段敘述包括他們艱難探索過程、地球給與他們的支持力度、他們與地球之間組織或是某些血緣關系，更重要的是地球授予他們有關政治地位的身份。

　　地球雕塑是人類走向星際探索初期，地球維持其統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地球雕塑上的碑志作為一種顯著的政治景觀，對於當時的社會心理及文化傳播具有較大的影響。第一星際時代中晚期，由於技術進步和運載能力的空前加強，巨型地球雕塑成為那些半獨立星區和星球彰顯權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認同的工具。

　　宇宙紀元四百年之後的整個室女座超星系團被人類為了利益和生存空間而大打出手的戰火所彌漫，這期間就連地球都數次易主。而隨著地球對外部星區、星球控制力日趨減弱，甚至蛻化為一種單純名義上象征時，群雄並起而又沒有一家獨大格局下，地球雕塑就更有了新的政治意義和內涵。

　　在以地球為共主的超星系團秩序向強大星區、星球競逐過渡的時代大變局中，那些較強的勢力，比如後來成功統一全人類的天魁政權，選擇何種政治取向，不僅在諸星區中具有風向標的意義，對於當時實際的政治走向更具有重要影響。身處中央失馭的亂世，利用自己的軍事優勢，擴張地盤，進而爭衡天下或許是任何一個有政治野心人物的當然選擇。

　　在那兩三百年的時間裡，有多個政權試圖武力爭衡天下的舉動，違背了地球與幾個強大星區在宇宙紀元503年共同遵守“谷神星舊事”的政治默契。所謂“谷神星聯合協定”的實質包含兩個方面，以往學者較為注意的是其不入版籍、不輸貢賦、自委官吏等脫離地球控制的獨立性一面，但對於這些強大星區政權通過擁立處於自己控制下傀儡地球政權來獲得自己政治合法性的一面關注不夠。

　　當時的政治家曾指出“某些星區和星球的勢力雖然強大，但還不足以用自己的實力來重新組織橫跨星系團的政權，須借助地球的威名以安軍情”。統治天魁星區長達兩個世紀的當地政權更將“團結鄰邦，尊崇地球”作為維持其政權不墜的秘籍。

　　即使在地球政府威望已蕩然無存的宇宙紀元七百年以後，很多實力強大的星區政權依然以擁有地球的認可作為炫耀自己合法性的依據。從中亦可窺見地球政權的正式承認是地方星區、星球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以此而論，這些星區對地球政權在形式上亦存有深刻的依附性。

　　如果說宇宙紀元500年之前的“地球雕塑”和這些雕塑上的銘文，還能代表地球以人類共主身份向各個移民星球和星系頒發的某種權威性背書，那麽之後的情況，就逐漸演變成了這些強權甚至“自立為王”地區對自己權力合法性某種自發的形式上認可。特別是配合“機構負責製”逐漸在各個星球和星區的推行，這些地區的高層領導機構客觀上又更增加了對自己管轄地區的集權程度和行政效率與劃一性。這樣的背景下，這些星球與星區反過來就更具備了實質與名義上的獨立性。

　　這個時期人類所遍布的室女座超星系團被很多歷史學家和政治家認為是一個“禮樂崩壞”的時代。他們的核心理論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宇宙中不可知危險，甚至不知道是否有文明程度相似，或是高於人類文明程度的競爭者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或是退而求其次，有效的人類各派勢力矛盾仲裁者，人類之間的內耗會造成不可預知的損失。

　　然而，基於人類辯思和哲學的傳統，這樣的觀點自然有眾多理由充分的反對者。反對者的觀點十分類似艾薩克·阿西莫夫先生在《基地》系列小說《機器人三部曲》中表達的觀點。在這部分小說的結尾，雖然機·吉斯卡特·瑞文特洛夫和機·丹尼爾·奧利瓦阻止了凱爾登·阿瑪迪羅與萊瓦拉·曼達馬斯使用核反應倍增器短期內毀滅地球的企圖，但吉斯卡特則在最後關頭阻止了丹尼爾試圖製止曼達馬斯把倍增器調至最小速率的行動。

　　事後吉斯卡特解釋，雖然曼達馬斯關於“慢慢讓地球不再適居，可以讓人類更好地在宇宙中開枝散葉”的說辭有洗脫自身罪責的嫌疑，但這樣的觀點無疑一定程度上吻合吉斯卡特早已在“心中”研究已久的原初“心理史學”。 雖然可能是作者為了“懲罰”吉斯卡特，並需要它對日後的地球被廢棄負責，而讓吉斯卡特完成對丹尼爾的“心靈干涉”改造後永久性停擺，但卻留給了“充滿曙光”的銀河系給丹尼爾繼續守護。

　　吉斯卡特停擺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它的計算能力已經無法用自己長期研究的“心理史學”法則來預知人類這樣一個龐雜巨系統的未來凶吉。而由於這樣的預測中存在可能的負面結果，在“機器人學第一定理——機器人不能傷害人類”的限制下，吉斯卡特的短路停擺也在情理之中。

　　相較於認為地球對於整個室女座超星系團人類各個分散政權的“仲裁力量”十分重要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來說，他們的反對派並不否認這種傳統和權威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和阿西莫夫先生，或是吉斯卡特的觀點類似:如果人類長期拘泥於或是無意識地依靠於某種傳統力量來維持自身福祉的話，這樣的族群無疑從長期歷史尺度來說是脆弱而且缺乏進取心的。

　　在我們的這個“歷史位面”中，沒有可以影響人們心靈的機器人，也沒有可能幫人類規劃未來的“心理史學”，更沒有第一和第二基地那樣致力於重建人類秩序的技術和心靈力量。人們只能依靠自己，依靠每一個個體的努力，以細沙流入恆河的力量來影響歷史的進程。而“第一星際時代”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以及整個星系團對地球態度的默默變化，無疑是人類從此更成熟地走向星際文明的若乾明顯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