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透過窗戶看到外面的世界，這裡的窗只能開一道縫透透氣，頭是伸不出去的。紗窗底部掉滿了飛蛾的屍體，一層一層的，就像沾了水的碎紙片一樣貼在縫隙裡，一開始覺得惡心，後來看看也就習慣了。

　　這裡起得早，六點鍾就排隊吃藥了。這裡是按時間發藥的，每個病人到點了都要端著水杯走出病房，到走廊上排隊領藥，當場吃完，負責發藥的醫生會當場查看。我看到有個病人張嘴時會把舌頭伸出來，看著挺滑稽的，結果我吃完藥一張嘴，舌頭也不自覺地伸出去了，突然就覺得一點也不好笑了。

　　窗外能看見醫院後面的山，今天霧大，山的輪廓都被盡數擋去，只能看見山腳近處的幾棵光禿禿的樹;樓下是一片菜圃，應該是讓病人種菜玩的。對面的樓方方正正，像裝著巧克力的塑料殼，房間裡面一塊一塊的亮著燈，我對面的房間是醫生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塊大大的紅色錦旗，上面的字看不清。連接兩棟樓的，是一座大鐵門，黑黑的很高很高，預防著有人翻出去。

　　由於疫情原因，我只能在二樓活動，這層樓呈“H”形，一邊是醫生的辦公室，一邊是病房，中間是護士站，我的手機和電腦就被存在那裡，只有需要的時候才能要求護士給我，但是使用多少時間都是要提前聲明好的。這走廊的頂很低，我踮腳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摸到天花板。房間挺多的，多是三人一間。我最開始也是和另外兩個人住在一間病房。

　　我的兩位室友，一位已經搬出去了，因為我實在怕的要死。那是個七十多歲的大爺，但是看著年紀不過五六十。我第一次進房間的時候，他看著我，在說什麽我有些聽不清楚，我禮貌性的回應，但是才發現他一直在對著自己胡言亂語。有時候說到話頭上，還會自己坐在床上笑起來，笑得聲嘶力竭的，非常恐怖，我確實是怕的有理。我昨天下午就看著他在不大的房間裡走過來走過去，說話的聲音也很大，從蔣介石說到紅衛兵，一會罵尼克松一會誇德國的火車，反正是沒有厘頭。剛開始我還覺得挺有趣，後來聽的我也煩了，尤其是他笑起來的時候，我實在是呆不下去了，就走到外面去。

　　聽醫生說他是有幻聽，我也不知道他哪來那麽多的精力可以說個不停;但我看他一個人坐那裡說話也很孤單，沒有一個人理他，因為幻聽的人聽不見其他的聲音。

　　今天我和醫生說了我很怕他，然後吃完午飯回去就發現他已經搬出去了，今天午睡的時候聽到他被新房間的室友趕了出來，不免一股悲意湧上心頭。

　　另一個室友，很安靜，三十多歲，睡得很早。我曾試探性地問過他住進來的原因，但他不願意說，我也沒有多問。在這裡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問別人是什麽病。

　　每個房間是有監控和監視窗口的，我從過道的這頭走到那頭，一個個窗口看進去，都是一片死寂的樣子:實在是老得脫了相的老人躺在床上張著嘴，掛著點滴，一副奄奄一息的樣子;這裡還有一個孩子，睡醒了就會哼哼哭，哭的很淒慘，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那些稍微有一些精力的人，就會在走廊上踱步。我是這裡年紀算小的人也算是看著很正常的一個了，有些人就會上來問問我一些話，我也就應付性的答上一句話。我看著他們的眼睛，無神且深邃，有個病人黑眼圈極重，看著就像是餓了一百年一樣的，要不就是歪著頭的，或者抖著嘴唇的;還有肚子大的怪異的，還有腿細的跟棍似的。

我不是說歧視這些人，我也很同情，所以我不敢去看他們，更不敢去聽他們發出的聲音。精神失常的人體內的原始獸性總會被激起，狂躁、呻吟、面對死亡，一切都看在我的眼裡。 我大多數時間都是閉著嘴瞪著眼在房間裡看書，要不就是在活動室看看電視，也不和別人說話，走道我從此也不敢去了。　　吃飯也是有規定的時間，在這的飯點比學校裡的早多了，一般十點吃中飯四點就吃晚飯了。飯碗是要回收的，飯菜甚至比學校裡的還要爛。我每次也就是隨便吃吃，也不覺得餓，可能是以前餓習慣了。但是有時候面對著上述的這些病人，說句實在話，我吃不下去。我朝這頭吃，看見的是一雙很細很細的腿架在桌子的支撐杆上不停的抖;朝那頭看，又是一位雙目無神的老爺爺死死地在盯著你。但我也得逼著自己吃下去，我就閉著眼狠狠的往嘴裡扒飯，醫生還打趣地說我胃口好。

　　我經常會想到《肖申克的救贖》裡的場景，我覺得我就是這樣的情況，我絕對不屬於這裡，我不能接受這裡的人、事、物，我總有一天要以更好的姿態回到我的生活中去。

　　天黑下來了，只會更加激起我想回去的念頭。這裡的天一黑，矮矮的走廊、昏暗的燈光、還有病人發出的奇怪聲音，每一下都深深的刺激著我的神經。窗外只有一片黑，仿佛山把這裡和外界隔絕了。我想跑到一個安靜的地方，但是公共的活動室都鎖了，我只能待在房間裡。

　　總之我相信了，這裡和電視裡的一模一樣，不是什麽溫馨小屋，也沒有什麽知心大姐姐，有的只有針管、叫不上名的儀器、傻乎乎的活動、一粒粒的藥，正常人在這都會待出精神問題來的，真的。這和學校的環境完全是雲泥之別，天壤之別，天差地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