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經症的特征中，有一種不合理信念，就是我必須要依賴他人，特別是某些與自己相比強而有力的人。只有這樣，生活才能過得好一些，雖然人在生活中某些方面需要互相協作幫助，但是過分誇大這種依賴的必要性，則可能失去自我的獨立性，導致更大的依賴，產生不安全感。在學生階段，令我在意看法，希望得到認可，並不自覺的有著一種依賴性的人，都是自己的老師。而老師教書育人，無論怎麽樣都是為了學生好的，況且我遇到的，的確都是好老師，他們不會傷害學生的心理，傾盡所能，以鼓勵、啟發、正向引導的方式幫助自己的學生成才。

　　但是，工作以後就不一樣了，在職場上，我的這種尋求他人認可，習慣依賴於比自己強有力的人的特征，目標點便落到了自己的直屬“領導”身上。而職場上“領導”本質上，不同於學校裡“老師”，他要的是業績，是出結果，而且也的確存在著這樣一類擅長語言暴力的人，必須要你絕對服從。可是，人非聖賢，哪裡會有十全十美的全能王式人物呢?對於我這種做人做事十分認真，在意對錯，想要做對，不想要犯錯的人而言，面對這樣的上級，未免也時常接收到一些並不正確的信號，即便後來我屈服於這種暴力，但是也發現他本身自己就是個矛盾體，左也不對，右也不對，你提想法都不對，不知道怎麽做才是對的。而奉行追求完美主義，凡事一定要有一個完美的結果落地的我，在這個過程中，簡直經受著是莫大的心理痛苦。我想要做好，得到認可，可是我怎麽做都不對，而我又不能放過自己，經常一個人拖累著保安，在公司加班到晚上12點鍾，一定要熬出一個結果才肯罷休，不知不覺中，加班成為了自然而然的常態，大多數時候，整個公司只有我一個人拖累著保安加班到那麽晚。而這樣的狀態，久而久之，自然破壞了身體生理機能的平衡，傷害了自己的身體健康，可是我卻不能自拔，甚至都不知道應該先去吃了晚飯再繼續乾，而是餓著肚子想著馬上就能搞好。能夠忍受這種“煎熬”，是因為我不習慣被人否定，我覺得從小到大我都是被老師和家長表揚的好學生、好孩子，怎麽就無能、愚蠢、糟糕至極了呢，我一定要證明自己是出色的，工作成果是對的。後來一位年長的同事，友善的向我分享了一個觀點，在成年人的世界裡，時常並沒有對錯，而只是有利弊。實踐看來，這確實也是生存法則之一，在學校裡老師是從來沒有這樣教過的。

　　從小學時期被某個同學欺負開始，就暴露了我的人格中的一種顯著缺陷，是在遇到壞人的時候，不知道如何反抗，保護自己。現在看來，當時就應該反抗，身邊其它一些人在被凌厲的批評時，承受不住的時候，就會回懟，而事後反倒也不再遭受語言暴力。別人要雞蛋裡挑骨頭，就隨它去。不喜歡的人懟回去也不怕。記得在某位明星因抑鬱症自殺後，微博上有人傳出一個公開課，當你被語言暴力時，如果你對抗，對方反而會收手，如果你默默承受，對方會變本加厲，因為他能得到快感。我想這也是人性中的一種劣根性，許多人往往自己骨子裡也是極度自卑的，所以才需要通過欺凌他人，獲得一些可憐的優越感，當我坐在領導的崗位，面向基層員工時安排工作時，我也觀察到自己也有這種劣根性，只是沒有那麽暴力，並且能夠自我察覺而有所克制而已。

　　其實，當時大不了就應該辭職換個工作，現在看來也並沒有什麽，以我的學歷與努力，在這個偌大的城市裡，怎麽可能混不到一碗飯吃。可是，當時我有些許多不合理信念，在如此痛苦的過程中，我卻完全沒有換工作的打算。一方面，是個性使然，我對於自己所在的一個團隊或者一個組織，往往有著比較高的忠誠度。記得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有提到，北方農耕文化下，人們以種地為生，有外族入侵，也不會跑，離開了自己的土地就沒法生存了，所以忠誠度往往更高;南方的有著一定的經商貿易文化，有敵人打進來了，可以攜帶著自己的金銀財寶轉移，換一個地方繼續做買賣。另一方面，當時陷於神經症最低谷的我，對個人的評價是極其低下的，在語言暴力的欺凌下，毫無防備和自我保護意識的我，自信心被打沒了，我真的以為有的事情做不到，都是自己的錯，都是自己無能，是自己一無是處，自己毫無價值，感覺自己什麽都不會做，腦子時常出現空白、木訥的狀態，在這種極低的自我評價下，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是換個工作，應該去做什麽，害怕將自身置於到更大的不安全境地，所以也不敢嘗試重新開始，換條路走。現在來看，如果當時真的換個環境重新開始，或許自己不會再繼續遭受到那麽多的心理痛苦感，但是，恐怕自己的心病沒有被徹底暴露而根治的話，在其它環境裡也依然還是會或多或少的，遭受著一些外部信息的衝擊。

　　在這個時期，我感覺自己過去十幾年的價值體系都被擊垮了。兩三年中接收到的批評或者負面評價信息，比過去二三十年裡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後來，看到有個心理谘詢平台，叫做心靈重塑心理康復中心，我對“心靈重塑”這個詞是有著切身而深刻的體驗的。

　　我曾經連續2年左右，因為精神的高度緊張，而難以入睡，晚睡又影響了睡眠質量，特別是經常在半夜12點到12點半之間，突然驚醒，要麽是感覺有蜈蚣掉到了床上，要麽就是在模糊的意識裡，把房間裡懸掛的衣物幻想成了人性而害怕驚醒。後來，看到有一種科普，講為什麽會有謠言，晚上12點以後起夜不能照鏡子，會見到鬼。這是因為，人在這種狀態下，神經功能本身就不是全部在正常工作的，的確可能產生幻覺，科學的認知這種現象就可以了。

　　在2015年的某一天，我走在路上，突然發覺，自己喪失了感知快樂的能力。後來我知道了，這就是抑鬱症的表現。同時，我也陷入了持久而廣泛的焦慮中，無論是多大多小的事件要發生，我都會因為它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擔心不能絕對完美的處理好它而感到焦慮。有時候甚至是沒有目標的焦慮感，哪怕是休息日，內心也總是十分緊張，覺得自己不應該閑下來，不應該安逸，要為將來的出路做打算，總之內心總是不踏實。我就是這樣既有對過去的已經發生的事情，反饋思量琢磨，又有對未來即將發生的事情的擔心害怕，時常有災難化聯想。在2016年12月的某一天造成，起早上班，我坐在公交車上，突然有種感覺，覺得要是有意外，死了也挺好的，死了以後，就不會那麽痛苦了，至於家人會傷心，但是我已經死了，我又沒有意識了，反正從那一刻起，我就什麽都不知道了，我的痛苦總是結束了，這種體驗感，真實而深刻。我對負面的消息，悲劇的新聞信息都十分不能接收，盡量讓自己屏蔽掉。一次漫長的火車上，為了打發時間在車站買了本《活著》，結果把自己看哭幾次。我以前不理解那些因為抑鬱症而結束自己生命的人，但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能理解了。看待未來的眼光比較悲觀，常常杞人憂天，產生悲觀的聯想，包括對身體狀況的擔憂，包括對經濟穩定性的擔憂，也包括對情感的擔憂。人生是一種體驗的過程，我此生可以體驗到這種常人不能體驗的心理感受，未嘗也不是一樣有趣的事情。這個時期，即便到了這麽嚴重的程度，我依然沒有去找心理醫生做心理谘詢的意識，而是自己在思想的泥潭裡，拚命的掙扎著。是森田正馬所講的那種“生的欲望”，始終沒有泯滅。我不斷的用自己的方法尋求解脫之路，有一次聽到了複旦大學王德峰教授的《哲學導論》課程錄音，在談及生命的意義話題時，他提及到為什麽在國外有些地區會有人肉炸彈，自殺式襲擊，而中國不會有。因為中國的人關於生命的文化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叫做“牽掛”，特別是對家人的“牽掛”，我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雖然我什麽都不知道了，可是我的家人會因此遭受什麽樣的後果，是不是會讓他們陷入痛苦，以及更糟糕的生活境地，如果是這樣的，那我自己再怎麽痛苦，也得好好活著。西方有些民族，人生價值體系中，對個人生命的寄托，在首位的畢竟不是對家人的“牽掛”，而是能夠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他們所信仰的神。

　　我曾經有時候也會想，自己是不是不應該留在這個城市，而是回到北方的生活環境中，這裡的文化不適合我。可是，早已安家落戶，我是個對自己所承擔的工作以及家庭責任，高度負責的人，哪裡又能帶著全家人的不確定性，說走就走。我生性質樸善良而本分，對待同事和下級都很友善。並且，因為我被提拔的比較快，部門的下級有很多資歷比多上10年，我能理解別人心態上一時半會兒不能接收，因此更加小心翼翼。曾經在學生時代，9年的班長經歷，我是靠自己的善良、真誠、為人解憂打動別人的。但是，我也忽略了文化的差異，忽略了成年人的世界裡，你做再多，有些人還是不那麽容易被你感動。我們通過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篩選，把學習能力突出的人，選了出來獨立培養教育，所以曾經身邊接觸的同學，素質層次大體是相當的。但是進入社會以後，又重新打回了原型，在工作中，有些人就是曾經的並不自律的人，現在依然要一起共事相處，不在一個思維頻道也是合理的事情，加上南北方的確是存在文化差異的，我覺得自己傾盡所有，別人卻並不以為然是常有的事情。

　　禍福相生，這種先天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於我而言，正是因為經歷了刻骨銘心的痛苦，才能夠讓自己看清自己內心最深處一直以來不安分的這些因素，或者說，一些不知道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後天成長環境中積累下來，不合理信念。因為痛苦到了極點，因此也便有了觸底反彈的轉折點。總要活下去，有那麽多痛苦怎麽辦，面對它，用前人科學的經驗理論，理性的認知它，接納自己的缺陷與不足，正是自己生而為人的價值，與自己的內心達成和解，把此前一直在用作自我內耗的精神能量，有組織有計劃的利用起來，投入到符合自己價值信念的事物上。柏拉圖教導他的學生們，除去雜草的最好方法，就是種上莊稼。神經症攜帶者往往具備的“精神交互作用”本身無所謂好壞。你因為追求完美，在出現不如意的事件時，調用精神能量希望去解決這些問題，而在一些本來就無解的問題中不能自拔，會讓自己愈加煩惱;但是當你能夠駕馭這種“作用”，理性的做好把精神能量的調度，去投入到有值得你絞盡腦汁去做的事情上時，那你是很容易脫穎而出，獲得成功的。不是所有人，都具有這樣的執著與專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