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前，托尼?林的死訊傳遍世界各地，人們普遍認為他是死於謀殺，手段是下毒。但官方對此一直保持相當程度的沉默，公開的說法是林博士死於多個器官大量內出血，導致身體衰竭，沒有證據表明他是中毒而死，只能初步判定他死於一種未知的急性疾病，同時也不能完全排除謀殺的可能性。

　　但公眾對這種模棱兩可的說法並不買帳。新聞媒體費盡心思要找到當時進行屍檢的法醫，可無論是州警還是FBI方面的法醫都采取回避態度。加州州議會受到公眾壓力，要求延請第三方獨立機構再次進行屍檢。

　　兩家機構受聘來到舊金山，他們的說法則更令人困惑:在林博士的血液中發現了一種從未見過的酶，含量極高且生物化學性質未知，由於出血時間過久，這種酶暴露在空氣中，是否變質很難判斷，還原其本來面貌短時間內更無可能。第二家機構甚至聲稱還不能斷定這種物質就是生物酶，也有可能是另一種未知的有機化合物。

　　兩家國際知名的獨立機構發表的這番結論把公眾的情緒煽動到了頂點，陰謀論專家大行其道，在電視上頻頻接受采訪。

　　民間的網絡分析頭頭是道:由於托尼?林所從事的行業，他的敵人很可能是利用一種高科技神秘藥物置他於死地，聯邦調查局和加州警方的曖昧態度說明了背後一定有很深的黑幕，有人甚至調查了許多子虛烏有的政治掮客和“神秘組織”來證明托尼死前有從政意向或者想要當選共濟會美國分會的主席，托尼的非美國籍身份更成為了國際政治陰謀的佐證。

　　知名人士的死於非命很快淪為一場有娛樂化傾向的全民狂歡。新加坡大使館則聲稱要敦促美方盡快偵破此案，為人類傑出的科學領袖討回公道。

　　國會內部的投機分子趁機發難，責問政府在面對聲譽如此之高的人士的命案時吞吞吐吐，美國的正義感和司法透明度何在。

　　終於，官方頂不住輿論的壓力，主持屍檢的FBI資深法醫出面受訪，並到國會接受質詢。原因很簡單:州警在屍檢毫無頭緒時直接把案子扔給了FBI，而FBI也未能得出結論——林博士的莫名其妙的大出血到底是什麽原因。那種未知的“酶”法醫早就發現了，但由於不知道是什麽而無法發表意見。出於維護官方機構尊嚴的考慮，沒有向公眾詳細說明，而隻想敷衍了事(畢竟托尼?林只是個外國人)。

　　FBI局長在法醫公布實情後引咎辭職。

　　托尼血液中的“酶”則引起了各大研究機構的重視，加州大學希望借助近水樓台的優勢率先獲得“研究材料”，由於他們的公立大學背景，官方也正有意於此。但托尼的家屬來到美國，在新加坡領事館發表了一番痛徹心扉和對美國失望至極的言論後，要把遺體帶回國。美國方面無法阻攔，各個研究機構隻好轉而尋求幾次屍檢時殘留下的血液和初步數據。

　　就在公眾的興趣逐漸冷淡下來時，運送托尼遺體回國的飛機在距離夏威夷西北部數百海裡處墜毀，機上人員全部失蹤。北太平洋洶湧的波濤吞噬了一切，也重燃了全世界對此事件的熱情。墜機事件發生後，劉易斯總統派CIA局長胡梅爾斯親自到夏威夷指揮調查行動，負責東太平洋區域的海軍第三艦隊指揮官科特上將得到命令，要全力配合協助。

　　當然，CIA和軍方的行動並沒有對外公開。之所以這麽興師動眾，源於在托尼的家屬發表講話當天下午胡梅爾斯與總統的一番談話。

局長深信，托尼之死即便沒有深刻的政治意義，也極具科研價值。有什麽能讓世界上最優秀的法醫瞠目結舌，不僅無法判斷死因，而且連基本的化學物質都辨認不出呢?　　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CIA這些年一直在監視作為頂尖科技方向的基因工程領域，在全球各大研究機構和公司中全都安插了內線。據托尼公司的內線報告，林博士和研發總監布勒博士曾有過一次爭吵，內容不詳。但在隨後一次洗手間的偶遇中，內線躲在隔間內聽到了兩人的簡短對話。就“是否要向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申請征召新藥品臨床實驗志願者”一事，兩人的態度截然相反。林博士堅決反對向外透露新藥品，布勒博士則對此急不可耐。

　　出於好奇，內線把兩人提到的編號為“AGAA1”(林博士情急之下脫口說出了這個編號，而布勒博士則絕口不言這些細節)的新藥品輸入公司最高保密等級的數據庫中進行查詢，結果竟一無所獲。無論是藥物性質、研發人員和經費來源與使用情況，都沒有記錄。

　　這就證明，這種“新藥品”的威力極大，並且它的全部研發過程是絕密的，公司內除了上述兩名高管和頂級科學家以外，可能無人知曉。

　　內線又花了很大精力跟蹤公司複雜的財務情況，查遍了遍及全球的資金網絡，卻沒有一分錢與“AGAA1”有關，這引起了他的焦慮和懷疑，遂馬上通報給胡梅爾斯。

　　據他的描述，雖然兩人有過爭吵，但態度都是“彬彬有禮”的，並沒有劍拔弩張的火藥味。可是僅僅過了一天，托尼?林就死於非命，而死因則遲遲無法斷定。

　　胡梅爾斯判斷，如果真的存在這種“威力極大”的新藥品，那麽托尼死後世界上就只有布勒博士知曉它的情況，而作為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布勒的聲譽極高，無法對他采取斷然措施。所以胡梅爾斯才來請示總統。

　　總統不明白，為什麽一家製藥公司的內部問題會受到CIA局長這麽大的重視。

　　胡梅爾斯解釋道，早在上世紀70年代，CIA時任局長就曾提出過一項計劃，代號叫“GAA1”，意思是“基因攻擊阿爾法1號(Gene Attack Alpha 1)”。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蘇聯方面的生物工程技術發展情況並不透明，而基因工程作為一門新興的科學技術在國際上引起了極大關注，雖然學科只是嶄露頭角，但它可能帶來的巨大威力使得美國朝野不寒而栗。關於變異戰士、異能人類、受敵人控制的基因重組物種等等想法都在那時候達到了頂峰。

　　“GAA1”計劃就是以國家力量促進基因技術的快速發展，以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該計劃進行了十幾年後，一方面困難重重(當年的研究條件無法支撐巨量的計算任務，對分子生物學的本質的認識也不夠)，另一方面也由於蘇聯已經解體，促使新任總統下令停止了計劃。

　　胡梅爾斯上任之前曾任CIA絕密歷史檔案管理官員，很了解此事的來由。

　　聽到內線報告托尼的公司有一項新藥品研發的代號叫做“AGAA1”時，他不禁心頭一驚。後面的字母數字完全一致，前面的字母“A”很有可能是“Anti(反向的)”的意思，合起來就是“反基因攻擊阿爾法1號(Anti- Gene Attack Alpha 1)”。

　　如果這種藥品是要克制病毒對於人體基因的攻擊，那為什麽托尼堅決不同意對外透露呢?在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條件下，他們申請專利後即便公布了配方和原理，也沒有人可以輕易仿製，更何況內線說他們已經談論到了“向FDA申請征召臨床實驗志願者”這種程度，證明藥品的研發已經基本結束，到了最終的臨床實驗階段了。

　　這時候如果還不搶先公諸於世，在競爭激烈的製藥行業隨時有可能被人搶先。托尼做了這麽久公司的CEO，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他的反常舉動一定代表著一些深意，而他隨後的離奇身亡就更敲磚釘腳，為胡梅爾斯的懷疑夯實了基礎。

　　基因攻擊，或者反基因攻擊，在分子生物學的層面上實際並沒有區別。通過對DNA鏈條的重組來實現某些特定的目的，這種做法叫什麽都可以。胡梅爾斯深知這可能涉及到國家安全事務層面，不敢自專，特地來請示總統。

　　劉易斯總統倒覺得胡梅爾斯有些小題大做了。世上有很多離奇身亡的人，更有許多無法解釋的疾病。托尼在一家製藥企業工作了這麽多年，之前在伯克利讀書的時候也同樣是泡在實驗室中，誰知道他是感染了什麽見鬼的病毒。況且新加坡政府的態度很強硬，對於美國人沒有給出一個清楚的結論表示很憤慨，這個時候再去截留托尼的屍體顯然不合適。

　　他告訴胡梅爾斯先不要多事， 自己會仔細考慮的。而實際上，總統這時考慮更多的是即將到來的大選和新移民法案，托尼的事馬馬虎虎過去就算了。

　　第二天一早，運送托尼遺體的飛機從舊金山起飛，穿越太平洋要回到新加坡去。機上載有四名機組人員，以及托尼的家屬和領事館的兩名工作人員。中午時分，胡梅爾斯打來電話，報告稱飛機失蹤了。又過了一會，局長親自來到白宮，向總統匯報飛機已經確認在夏威夷以北的太平洋上失事。

　　劉易斯總統這才察覺到事情不對。飛機是新加坡政府派來的，性能優越，國務卿手下的人去慰問時看到了飛機。失事地點附近晴空萬裡，氣流、溫度全都很正常，這種情況下失事的幾率有多大?

　　昨天晚上總統也思索過胡梅爾斯的報告，這些加在一起，實在顯得很可疑。

　　他直接質問胡梅爾斯是否CIA做了什麽手腳，局長矢口否認。總統也明白這種事CIA不得到自己的授權是絕不敢擅自動手的。他下令胡梅爾斯秘密前往檀香山，就近指揮打撈和調查行動，並命令第三艦隊全力配合。這個托尼?林身上一定有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以至於即便身亡也不得安寧。

　　北太平洋的深海一直為人類所畏懼，但這一次在強大的海軍力量面前，大自然出奇的配合。隻過了十幾個小時，胡梅爾斯來了電話。在電話裡，他的聲音像是著了魔一樣，聽起來寒浸浸的:

　　“總統先生，飛機打撈上來了。機上一個人都沒有，沒有屍體，沒有黑匣子，托尼?林和送他回國的所有人都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