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內諱

　　實際上也是家諱，所不同的是指避母祖名諱。

　　如《宋書·謝弘微傳》:“從叔山多，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於世。”內諱也就是“婦諱”，《禮記·曲禮上》載:“婦諱不出門。”

　　第四、為賢者諱

　　亦即對封建社會所推崇的聖人賢者的名諱。

　　聖諱並不像國諱、家諱那樣嚴格、那樣廣泛。在封建時代，既有朝廷規定的聖人諱，又有人們自發的為聖賢避諱。聖諱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黃帝、周公等。漢以後皇帝之名有時也稱聖諱。

　　有關朝廷所規定的聖人諱，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這時所說的聖人的范圍大大擴大。它包括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宋代帝王賜封的“至聖先師”孔子以及亞聖孟子，甚至還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諱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稱的宋徽宗，迷戀道教，因此把老子也列入避諱之列。

　　宋大觀四年，為避孔子諱，朝廷規定改瑕丘縣為瑕縣，龔丘縣為龔縣。甚至，連孔子的母親的名“征在”，在列入避諱之列。從宋代一直到清代，從皇帝表平民百姓，從和面到口頭，無不對這個“丘”字避而遠之。寫起來或缺一筆成“”，或寫作“某”，或用朱筆圈之。讀起來或讀為“區”，或讀作“休”，不一而足。從宋代起，姓丘的就因為犯了孔子的諱而被迫多掛了一個耳朵，寫作“邱”，一直到五四運動以後，在“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中，一些姓“邱”的學者才憤憤不平地把這個掛了近千年的耳朵去掉，重新姓了“丘”。

　　在民間也有自發地對聖賢避諱的現象。

　　宋人鄭誠非常敬仰詩聖孟浩然，有一次他經過郢州浩然亭時，感慨地說:“對賢者怎麽能夠直呼其名呢。”於是把浩然亭改為孟亭。

　　此外還有兩種。

　　一個是、憲諱。

　　指對上司官員的名諱。因下屬官員對上司長官稱“大憲”、“憲台”，而對他們的名字要避諱，所以稱憲諱。如晉羊祜死後，荊州人為避祜之嫌名，“戶”改為“門”。

　　一個是、個人諱。

　　顧名思義，就是對自己名字的避諱。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些官僚自恃權勢，命令手下人避其名諱，這叫自諱其名。這些舊時官員，他們一方面受君主和上級的控制管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為專製帝王及上級諱名諱恥。另一方面，對其下屬、對百姓，他們又改換成另外一副面孔，盛氣凌人，讓人為他避諱。

　　吳大臣滕牧丁固二人。滕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二人互相避諱改名，也是一特例。

　　宋時有州官田登，自諱其名，州境之內皆呼燈為火;上元放燈，吏人書榜揭於市曰:“本州島依例放火三日。”時人譏雲:“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另一種個人諱是上級長官或有權有勢者並沒有要求，但一些下級官吏和身分低微的人敬畏他們的權勢或為拍馬屁，而避其名諱。

　　五代時的馮道，歷朝為相。一天他的門客給他講老子的《道德經》，可書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話中竟有三處犯諱。為了避諱，門客靈機一動，將這句話改為“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令人啼笑皆非。

　　宋代的楊萬裡任監司，一次出巡察某州，州府的歌妓為他唱“賀新郎”詞。其中有“萬裡雲帆何日到”，

楊萬裡聽後馬上插話說:“萬裡昨日到”。這使當地太守感到很狼狽，便下令將這位歌妓送往監獄。當時像這位歌妓一樣命運的人一定數不勝數的。　　“臥槽，這怎避諱呢?”

　　“這尼瑪，在古代起個名有可能整個人當場去世了”

　　“淦”

　　“那趙日天回到古代豈不是祖墳都要被刨了?”

　　“那避諱怎麽避呢?”

　　曹七七想了想，說道:

　　“古人常需避諱，主要有三種，即改字法、缺筆法和空字法。次要有兩種避名稱字和改變稱呼。”

　　第一:改字法

　　改字法是用同義或同音字以代本字。以用同義字為最多。此法在秦漢時期已經使用，後代繼續沿用。例如《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時，改“正月”稱“端月”。這是因為秦始皇名政，與正月之“正”本是同一個字，因而避諱。漢武帝名徹，漢朝為了避諱，將二十級爵的最高一級“徹侯”改稱“通侯”。

　　對於帝王或聖賢之名，眾所共諱，稱為公諱。

　　公諱所涉及的范圍很廣，主要有如下幾種:

　　1、改姓。

　　為避皇帝之諱而改姓。如東漢明帝名莊，班固撰《漢書》，稱“莊子”為“嚴子”。師古注:“嚴子，莊周也。”稱西漢的學者“莊忌”及其子“莊助”為“嚴忌”和“嚴助”。又如宋朝著名的宰相文彥博，祖上本姓敬，在後晉時，因避晉高祖石敬瑭諱，改姓“文”。至後漢，複姓“敬”。入宋，因避宋太祖趙匡胤之祖父趙敬(趙匡胤稱帝後追尊為翼祖)諱，又改姓“文”。

　　2、改名。

　　為避諱，有直接改原名的，亦有隻稱字、號的。如西漢末年的孔莽，為避王莽之諱，改名孔均。《漢書·蒯通傳》:“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注:“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南齊人薛道淵為避齊高帝蕭道成之諱，改名薛淵。《南史·謝裕傳》:“裕字景仁……名與宋武帝(劉裕)諱同，故以字行”。

　　3、改官名。

　　改官名包括了改爵名。此類事在西漢時已出現，上述漢改“徹侯”為“通侯”之事，即為改爵例。改官例如隋文帝楊堅父名忠，隋時，將與“忠”同音官名一一改名，如“侍中”改“納言”，“中書”改“內史”等。唐朝為避李世民諱，將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稱“戶部”。又為避高宗李治諱，將“治書侍禦史”改稱“禦史中丞”。

　　4、改地名。

　　西漢時，為避漢文帝劉恆諱，改恆山郡為常山郡。三國時，吳黃龍三年(公元234年)，由拳縣野稻自生，統治者認為嘉禾，因改縣名禾興。孫權之孫皓(hào)即位，避其父和諱，又稱禾興名“嘉興”。今之江蘇省南京市在西晉時名建業，後改名建鄴(yè業)[8]，建興元年(313年)，因避湣(mǐn敏)帝司馬鄴諱，改名“建康”。

　　5、改年號。

　　前朝的年號與本朝君主犯諱，亦要避諱。如宋仁宗名禎，宋人撰《新唐書》，將唐太宗年號“貞觀”寫作“真觀”或“正觀”。

　　6、改乾支。

　　中國在漢代即已用乾支紀年，紀月紀時的時間更早。乾支名稱有固定的字。唐高祖李淵父名昞，唐追尊為元皇帝，廟號世祖。唐人修《晉書》《梁書》《北齊書》《北周書》等“八史”時，凡“丙”字，都書作“景”，如“丙辰”作“景辰”，“丙子”作“景子”等。

　　“大家知道[山藥]這一稱呼是怎麽來的嗎?”

　　曹七七問。

　　“山藥之前難道不叫山藥嗎?”

　　“還有曾用名?”

　　“是的”

　　曹七七道:

　　“山藥是避諱，改物名造成的”

　　改物名。

　　五代十國的吳越王錢鎦，因為“鎦”字和石榴的“榴”字同音，便把石榴改為“金櫻”;和錢鎦同時代的楊行密(為唐淮南節度使，後受唐封為吳王)在佔據揚州的時候，當地人怕犯他的諱，便把蜂蜜改為蜂糖。我們在古書上如果看到金櫻或蜂糖，應知道這就是石榴和蜂蜜。

　　改變稱呼:

　　南齊蕭景先原名道先，避太祖道成諱，改名景先。

　　三國時的南京本來叫建業，因避晉湣帝之諱業，一夜之間便改成了建康。唐避太宗諱，改民部尚書為戶部尚書;避高宗諱，改成治書侍禦史為禦史中丞。

　　五代吳越，避開國之主錢鏐諱，把石榴改名為金櫻改劉氏姓為金氏。

　　更有趣的是，漢時因避女強人呂後之諱(雉)，雉改稱野雞。山藥蛋本來叫“薯蕷”，因避唐代宗諱(予)，改名為“薯藥”，到宋代，天子英宗名曙，薯便成了禁忌，薯蕷最終有了“山藥”這一名稱。

　　眾人:.........

　　這尼瑪，就完全不講道理了。

　　就聽曹七七繼續說道:

　　“此外，為了盡量克服避諱帶來的弊端，減少諱字，封建帝王采取了兩種約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單名(單名所諱之字比之複名要少一半)。

　　從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漢15帝，僅有2個複名;東漢13帝全系單名;三國曹魏5帝、蜀漢2帝、東吳4帝也全系單名;兩晉從晉武帝司馬炎到晉恭帝司馬德文，15帝中僅有2個複名。統計從西漢至東晉(前206—420年)626年之間， 54個帝王之中，僅有4人是複名，單名約佔94%。

　　由此可見當時的單名之盛。帝王采用單名，這就大大減少了諱字。東漢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單名是為了便於避諱，“其為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

　　采用“難知而易諱”的原則，多取單名，盡量用冷僻字，如唐僖宗名“儇”(xuān)，明穆宗名“載垕”(hòu)，武則天自造名字“曌”(zhào)。東吳景帝孫休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灣)字商(音迄)，次子名奧(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顯(音舉)，四子名寇(音褒)字獎(音擁)(《三國志·吳書·孫休傳》注引《吳錄》孫休詔)。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難犯易避也。

　　西漢至東晉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漢有漢元帝劉奭(音式)，漢成帝劉驁(音傲)，漢平帝劉衎(音看，又名劉箕子);東漢有漢章帝劉炟，漢和帝劉肇，漢質帝劉纘，漢少帝劉辯;三國有魏明帝曹叡(音銳)，高貴鄉公曹髦(音毛);西晉有晉懷帝司馬熾，晉湣帝司馬鄴;東晉有晉元帝司馬睿，晉穆帝司馬聃(音丹)，晉廢帝司馬奕，晉簡文帝司馬昱(音玉)。

　　由於臣民對帝王的稱呼另有一套專門用語，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聖人、聖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樣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會發生人名稱謂困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