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離開病房，來到樓下的池塘邊。池塘位於住院部和行政樓之間，長方形，球場般大小，兩條棧道在水上相交，形成一個巨大的十字架。棧道相交的地方建了一座亭子，亭子裡有幾把長長的木椅。

　　我走進亭子，在木椅上坐下。周圍靜悄悄的，只有幾個病人在池塘一頭晨練。我看看手機，六點四十。我又看看那幾個人，他們身著白色病服在朦朧的晨霧中彎腰、屈體、壓腿，無聲無息，就像幽靈在表演啞劇。我又看了看手機，七點零三分。當我抬起頭來，晨練的病人中有兩個已經不見了，另外幾個繼續彎腰、屈體、壓腿。他們站成兩排，節奏一致，動作一樣，看不清是面部還是背部朝我。

　　七點三十分，我撥通了妻子的電話。她的時間觀念很強，七點十分的鬧鍾，五分鍾穿衣服，五分鍾洗漱，十分鍾化妝，十分鍾上廁所。如果我在她上廁所之前打電話，不管在哪一個環節，都會打亂她的節奏。打亂節奏倒不一定影響工作，但會影響她一天的心情。所以我得趁她上廁所的時候給她打電話。

　　“起床了?”我說。

　　“你說呢?”她說。

　　“家裡還好吧?”

　　“這樣都叫好?”

　　“讓你受累了?”

　　“習慣了。”

　　“凡凡還好吧?”

　　“沒爹怎麽好?”

　　妻子說話喜歡用反問句，極富表現力，但語氣生硬、冷漠，像冰渣一樣刺人。沉默了一會，我說:

　　“慢慢會習慣的。”

　　“什麽意思?”

　　“結果出來了，肌萎縮側索硬化症。”

　　她用那樣的語氣給我說話，反倒幫了我的忙，我自然也可以用冷淡的語氣回敬她，而冷淡的語氣是最適合用來報告壞消息的。用溫柔親切的語氣報告壞消息，聽的人就像從暖和的房間來到寒冷的戶外，反差大，刺激也大。反過來，就像從寒冷的房間來到更寒冷的戶外，反差小一點，刺激也小一點。

　　一陣沉默之後，我聽到她在電話那頭嗚嗚地哭泣起來。她為我的不幸哭泣，也為自己的不幸哭泣。我不知道該怎樣安慰她，我說:

　　“你該去上班了。”

　　她沒說話，繼續哭。我聽到衝水的聲音，接著啪嗒一聲，這是防盜門上鎖的聲音。她出門了，不一會兒我就聽到汽車的鳴笛聲和街上的叫賣聲。她停止了哭泣，呼吸漸漸變得粗重起來，可見她走得快。她突然口氣堅決地說:

　　“我去單位請假，馬上趕過去！”

　　我掛掉電話，在椅子上躺下來。我的頭暈暈乎乎的，我想睡一覺，但睡不著。

　　一會兒，霧散了，太陽出來了。對於一個頭天剛剛檢查出絕症的人，看到太陽出來真是一件讓人驚奇又悲哀的事。我仿佛第一次看日出，又像最後一次。對於我來說，從醫生宣布結果的那一刻，末日就開始了，每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

　　我走出亭子，走到太陽下，仰面朝天，張開兩臂。深秋早晨的陽光冷冰冰的，就像我在這座陌生的城市遭遇的那些陌生人的目光。我張開雙臂，攬住的卻是滿懷涼意。

　　天很藍，估計中午會暖和點，我想找一片樹林，躺下曬曬太陽。G城是一座山城，找一片樹林應該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對G城不熟，不知哪裡找去。四面環顧，目光所及之處全是密密麻麻高高低低的建築，有三四十層的高樓大廈，也有三五層的一般樓房，一座挨一座地擠在一起。一排與一排之間倒是有點空隙，但早已被車水馬龍所充斥，根本找不到一個可供自由呼吸的空曠之所。

　　我向那些晨練的病人走去，我問一個頭髮稀少的男人哪兒有樹林，他說不知道。我又問一個穿戴講究的中年婦女，她皺著眉頭瞟了我一眼說，大城市裡哪來的樹林。一個慈眉善目但滿臉浮腫的老頭剛好打完太極拳，正立正休息，我走過去向他打聽，他沒聽明白，問我說什麽。我說附近有沒有樹林，他搖搖頭說早些年有，現在沒了。我問哪兒有，老頭朝北面指了指，說三十公裡外有座黔靈山，山上有樹林，還有湖泊，已經開發為旅遊景點了。他說可以坐公交車去，醫院大門外就有站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