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一位睿智的長者，生活是一位博學的老師，它常常春風化雨，潤物無聲地為人們指點迷津，給人以人生的啟迪。

　　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後，隨即建立了東蒙自治軍第一、二、三、四師和第五、第六支隊，力量大增，東蒙地區民族自治的情緒不斷高漲。一些民族幹部和部隊軍官為了保護民族利益，不斷地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不允許東北民主聯軍向內人黨主政的地區滲透，而東蒙古的范圍在民主聯軍的控制下也擴展不出去，雙方在邊界地區犬牙交錯，互不相讓。尤其是哲理木盟第二師和昭烏達盟第三師與東北民主聯軍西滿軍區之間的形勢緊張。

　　1946年2月的一天，阿斯根接到了一封電報，電報說:冀熱遼軍分區李運昌部向赤峰林西一線進軍，開辟革命根據地，受到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所屬騎兵第4師賀子章部阻攔，雙方發生軍事磨擦，一時間關系緊張，有打大仗的可能。

　　阿斯根眉頭緊鎖，在辦公室裡踱來踱去。幾天來，他連續接到第二師和第三師的報告，都說是和東北民主聯軍西滿軍區的部隊發生摩擦，有打大仗的可能，這讓他心神不寧。事態嚴重，他找來哈豐阿去見博彥滿都，三人一起商量對策。

　　哈豐阿說:我們實行的是民族高度自治，蒙古族的地盤，不允許中共的勢力進入，這是關系民族利益的大事，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我們的民族利益，甚至不惜一戰。

　　阿斯根說:共產黨有二百萬軍隊，而且作戰經驗豐富，後勤保障充足，我們的部隊剛剛建立，不足兩萬人，成分複雜，紀律松散，武器不足，彈藥奇缺，要與共軍作戰，無疑是以卵擊石。拆了別人的台，也給自己挖了坑，堵了別人的道路，也給自己封了路，這種得不償失的事我們決不能做。當前要是失去了共產黨這樣的朋友，那我們就走上絕路了。

　　博彥滿都說:我們很弱小，在夾縫中生存不容易，應該選擇一條中庸之道，保護好自己，保存好實力，消除摩擦，尋求合作，才是上策。

　　三人爭論不休，愁眉不展之際，電報員報告說:西滿軍區司令員呂正操、政治委員李富春、政治部主任張平化邀請東蒙自治軍司令員阿斯根、興安南地區行政公署主任烏力圖前往鄭家屯舉行會談，商討東蒙古與西滿軍區之間、蒙古人聚集地與漢人聚集地之間的軍政關系問題。三人商議後，阿斯根立即起身前往鄭家屯。

　　在鄭家屯，以呂正操為代表的談判團和以阿斯根為代表的談判團進行了洽談，談判達成了一致意見。在政治方面:地名叫縣的地方由共產黨領導的西滿分局負責管理;地名叫旗的地方，由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蒙自治政府負責管理。在軍事方面:西滿各地的黨政隊伍及軍隊原則上不住蒙古人居住區，如因軍事需要進入蒙古人居住區時，軍隊補給不由蒙古人負擔。在軍事作戰方面:采取雙方配合共同作戰的原則，對土匪和反動武裝，不論其在蒙古地區還是在漢族地區，一經察覺雙方均有就近聯合剿除之任務。

　　協議達成後，西滿軍區立即向八路軍各地軍政首長發布《通令》，要求各地按照呂阿協定解決與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軍政關系。阿斯根則深入赤峰、通遼等地一邊推動落實“呂阿協定”的執行情況，一邊對部隊進行調研。阿斯根在調研中了解到，東蒙自治軍的組織成分極其複雜，存在的問題非常嚴重，必須向騎兵一師那樣進行整頓，

於是要求與西滿分局舉行第二次談判。　　呂正操與李富春派駐守在通遼主持工作的方知達與阿斯根談判，最後在呂阿協定中又加上了兩條:(一)東蒙古人民自治軍接受西滿軍區的領導和指揮，歡迎西滿軍區派各級軍政幹部到東蒙古人民自治軍工作;(二)西滿軍區保障東蒙古人民自治軍的武器和給養。並正式簽署公布了《呂阿協定》。

　　史學家評說道:《呂阿協定》的簽署，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和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合作的開始，是中國共產黨正確處理民族關系問題的成功典范，是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生動體現，為東蒙古人民自治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東蒙古人民自治軍由地方民族武裝轉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是東蒙古人民自治軍建軍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對於東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政治影響。

　　《呂阿協定》，打開了東蒙古大門，讓共產黨的幹部進入到東蒙地區，建立黨的組織。1946年3月，以張策、胡昭衡、方知達、胡秉權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烏蘭浩特成立了西滿軍區辦事處，書記張策，委員胡昭衡、胡秉權。隨後，方志達、胡子壽、蔣弼仁、畢舒國、宋振鼎等一大批中共黨員也進入東蒙地區，深入到旗、蘇木、嘎查政權部門擔任要職;一些軍政幹部被分配到東蒙自治軍中開展政治思想工作，極大地加強了東蒙地方和軍隊建設，使東蒙古自治軍這支民族武裝，成長為人民軍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創建鞏固的東蒙古根據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