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降臨，爺孫倆愜意的躺在兩把老舊的藤椅上納涼，這是跟著爺爺生活的那幾個夏天晚飯後必不可少的行為。

　　爺爺的院子被古樹環繞著，偶爾傳出的蟲鳴聲在冷清的夜晚顯得格外清晰。爺爺不時揮動手中的棕扇拍打刺客一般的蚊子和牛虻，偶爾穿過樹林間隙吹到院子裡的風也不像白天似的裹挾著熱浪。

　　仰著臉望著滿天星辰，我莫名想到了些什麽，扭頭問到:“爺，外面的世界精彩嗎，你怎就要回來呆在這呢?”在12歲的我心裡，爺爺應該在外面做出一番成就。

　　爺爺眼裡好似倏地閃過一瞬亮光，沉默了片刻，開始訴說起他滿懷遺憾卻又坦然釋懷的前半生。

　　當初我們家可是十裡八鄉最豪氣的大戶人家，我的爺爺是林家最有話語權的人，人們都叫他林老爺。那時候家裡有一頂竹編躺椅做的無蓬的二人轎和一頂黑頭皂角的四人轎，林老爺每次外出收租訪友都得坐轎嘞。

　　爺爺說他如今還記得夏日和林老爺坐在躺椅轎子上搖啊搖安逸的滋味。

　　自打我記事起家裡便一直住著一位名叫吳士傑的私塾先生，我們都叫他吳先生，他終日穿著一件灰舊的長袍。我們並沒有見過吳先生的家人，聽說他是從北邊逃難到我們寨上的，林老爺見他談吐不凡便邀請他留在了寨上，置辦了桌椅給林家的子孫授課，後來也遵從吳先生的意願開始招收鄰裡的孩子。但學堂裡最多的時候也就是十來個人，大多數和我同齡的孩子早已經跟著父母在地裡刨食了。說起來我也該感謝林老爺，他讓林家的子孫不用在八九歲的年紀便提前學著去做一位合格的農民。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他對地主林老爺說出感謝的之類的話語。

　　吳先生是新三民主義忠實的信奉者，學堂上除了教我們讀書認字，他總給我們講一些高深的主義和先進的思想。但讓我最感興趣的是吳先生口中各系軍閥的恩怨情仇，吳先生講起他們時總是顯得很嚴肅，而我總是聽得津津有味，不亞於長大後看三國演義的感覺。直到後來知道吳先生是因為軍閥混戰才落得孤身一人時，才隱約明白吳先生想傳達的深意。

　　吳先生在我家住了大概有五六年，那是林家衰敗前最後幾年興盛的光景。其實吳先生早期剛到我家時便放出過井岡山已經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風聲，那段時間林老爺總是抱著他原來常年鎖在裡屋櫃子裡的一個梨木盒子，他又在給那個讓他安身立命的盒子找一個絕佳的存放之處。

　　盒子裡有林老爺的一些金銀財物和林家祖上傳下來的房契和田契。

　　聽到這兒我立馬來了興致:“那這個盒子呢，還在嗎?”

　　爺爺撇了我一眼，又揮了揮手裡的棕扇。

　　後來打地主的浪潮也果真蔓延到林家寨這個偏僻的地方，共產黨力行廢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到處有人用兩根頂長的竹杆架著寫著“耕者有其田”的麻布橫幅在街上和田間遊行，被剝削太久的貧農們都在積極響應共產黨的號召。

　　後來共產黨進了林家寨，林老爺作為方圓首屈一指的大地主當然逃脫不了被審判的命運。林家的土地還是被收走了，測量登記後按人頭分給了林家寨的貧農們。

　　家裡的桌椅被搬空了，林老爺那把從不離手的純銅煙槍後來也沒見他再使過。那兩把封建階級專用的轎子估計是因為收走也沒人敢用，

衛兵索性讓村民劈了拿走當柴禾燒了。　　至於那個梨木盒子，據說是林老爺被審判的時候隻搜到那把他從不離身的頂絲鎖的鑰匙。後來寨上的人在聽說所有錢財都會分給他們時，便有人舉報說看到林老爺讓人做過一個高過尋常梯子兩三倍的竹梯。幾天后共產黨的士兵在寨上最高的一顆樹的分叉處找到了那個梨木盒子。

　　林老爺最終還是失去了讓他安身立命的東西。

　　好在林家的祖宅並沒有被收走。共產黨看林家的子孫眾多，便好心的給林老爺留下了這個安身之所，還讓其余已經成家分出去的叔伯們都搬到了自家的祖宅裡。

　　林老爺有四個兒子，我的父親排行老么，當時大伯二伯已經成家搬出去立了門戶，他們回來之後原本空蕩蕩異常冷清的家裡又變得局促熱鬧了起來。

　　大伯的房子被分配給了在林家幹了大半輩子的長工懷安叔一家，二伯的房子則被清掃出來給吳先生興辦了新社會的學堂。二伯的宅門前的牆上掛上了一塊寫著林家寨小學的牌匾，院子立起了一根挺直的松樹，鮮紅的旗幟迎著春風搖曳在空中。

　　林家寨的人們都迎著改革的春風開始了新的生活。

　　我也還像往常一樣去上吳先生的課，吳先生成了林家寨小學的校長，學校開課那天，他脫下了那身灰舊的長袍，換上了一身板正的中山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