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開百度，輸入方城和絲綢之路，出現最多的是佛溝摩崖石刻與絲綢之路的聯系，而存在於方城的XJ胡楊柳或說饅頭柳，也是方城絲綢之路源頭的佐證。

　　實際上，僅僅停留在這樣的層面，還不足以證明方城就是絲綢之路的源頭。但毫無疑問的是，這樣的發現具有裡程碑的意義，它打開了方城絲綢之路的信息庫。當這一發現公之於眾時，人們才突然發現，原來方城存在著很多很多的絲綢之路的信息，比如存在於漢畫像石裡的胡人畫像、大調曲子所用的八角鼓，等等，都帶著西域的氣息，而這些，是中原其他地方所沒有的。

　　而最最重要的，是人們發現了絲綢之路最基本的物質基礎—絲綢，它最原始的提法繒，就源於方城。現存最早有關紡織技術的記載見於《周禮·考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古代紡織品絲、麻的練染工藝，它雖然沒有記述絲綢的源頭在哪裡，但幾乎所有的中國權威文獻，包括現代的《中國大辭典》、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都把絲織品統稱為繒。馬王堆漢墓中的木牘，也稱絲綢為繒。直到現在，繒仍是絲織品的總稱。接下來的問題就順理成章了，既然方城的確存在著一個繒國，遙遠的絲綢之國存在於方城也就自然而然。

　　回望，總能喚起一些消沉的記憶，發現，自然膨脹起萎縮的自信。

　　當發現了這諸多的歷史記憶後，方城人開始向外界講述絲綢之路源頭的故事—一個遲到了的古老故事。

　　方城是繒綢的發源地

　　探源絲綢之路，少不了要說絲綢，因為在久遠的過去，西域及其他外邦認識中國，是從絲綢開始的。因為絲綢，他們把中國叫做“絲國”。

　　中國絲綢到底產在哪裡，歷史文獻上沒有明確的記載。實際上，如果硬是框定一個絲綢的原點，也不太可能，同時也沒必要。但絲綢之路的源頭大致可以最終確定，因為要成為絲綢之路的源頭，必須具備至少三個條件:發達的交通;絲綢產地;生產力比較先進。

　　依照這三點，方城都相當吻合。

　　按照歷史記載，夏路之一條，就經過方城，而且按地望來說，是中原通往西南的必經之地。重要的是，方城不僅曾是桑蠶之鄉、絲綢之國，而且在有漢一代生產技術相當先進，社會經濟也很發達。

　　據《山海經·中山經》記載:“宣山，淪水出焉……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余，赤理黃華青附，名曰帝女之桑。”宣山就是現在的鄂山，位於方城相鄰的泌陽(西漢時置比陽，屬南陽郡，1965年劃歸駐馬店)。另據《太平禦覽》卷九二一引《廣異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鄂山桑樹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到十五日成，或作白鵲，或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帝女桑。”這裡的居桑樹之赤帝女，就是《山海經·海外經》中“跪據樹歐絲”的蠶神或桑神，也就是“帝女桑”之“天帝的女兒”。東漢張衡《南都賦》中也記有“帝女之桑”。荀子在《賦篇》這樣記述蠶神“此夫身好而頭馬首”。

　　這與方城有關蠶神的記載一致，以前方城拐河、四裡店一帶蠶坡上均設有蠶姑奶奶廟，蠶農敬奉的蠶姑奶奶就是一馬首人身的少女。當地傳說蠶姑奶奶是高辛氏之女，其父為鄰人劫走，其母發重誓，誰將丈夫找回者以女妻之。其父所乘之馬將其找回，其母食言，殺馬曬皮於庭中，

其女經過時被卷上桑樹，化而為蠶，遂成蠶神。　　打開歷史典籍，一個沒有疑問的事實是，繒國是繒綢的發源地。已故著名學者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記載:繒地，有大面積的桑柞麻類，盛產蠶絲。曲烈天性神異，精勤思考，善於製作和改良工具，製作了木工用來求直角的矩尺，用蠶絲撚絲織成了魚網，用蠶絲製成弓弦狩獵，織成絲綢作裳。桑麻絲織品稱“繒”是蠶蛹絲絮組合的象形文字，成為繒人部落圖騰之形象。

　　“西周時期，繒國絲綢業產量、質量均居列國之冠，雖是小國，但有山林柞繭，城內谷粟倉稟裕實，商人將上乘絲織品銷往列國，經濟異常繁榮。”對繒國有過深入研究的HEN省作家協會會員蘇玉熙先生說。

　　談到絲綢，有一段不容忽視的歷史。據《方城縣志》記載:楚文王二年(公元前688年)，楚軍經鄧國討伐申國(今方城縣境內，原是周幽王嶽父申侯的封地)，楚軍一鼓攻下，旋即揮師北上取繒國，楚文王在此設縣，將申、繒納入楚國版圖，並把繒國國君之品秩由侯爵升為公爵，賜陽城公。

　　繒綢成為皇家專用品的記載，當見於《國語》，其上說，公元前656年，齊桓公率魯、宋八國之師伐楚到陽城，取繒綢向周室進貢。

　　“繒綢為蘇滬湘綢之母，古絲綢之路的‘國品’。繒國歸楚後，由於楚國對絲綢業的重視，將繒綢生產技術推廣到長江中下遊地區，成為楚國絲織、冶鐵、髹漆三大經濟支柱。到了西漢時期，方城拐河成為中西部地區重要絲綢產區。據《南陽蠶業志》載，方城縣拐河鎮、南召縣雲陽鎮、魯山縣鑲河三足鼎立的繭絲綢集中產區，尤以拐河為最，有南召、魯山養蠶，拐河繅絲織綢賺錢之說。西漢時，方城拐河繒綢已名聞遐邇，加上距洛陽較近，因此成為古絲綢之路的專供產品。”蘇玉熙先生說，“張騫出使西域後，由他派往各國的副使陸續與各國使者回國，與大漢結好，開通以絲綢為代表的貿易往來，一直到唐宋的一千多年間，古絲綢之路異常繁榮。因此說繒綢成就了古絲綢之路。”

　　實際上，《南陽府志標注》對此也有記載:絲綢則以方城為最，當時蠶繭產量巨大，到處可聞框輪飛轉的聲音。織機上萬張，絲綢莊行近百家，日進二十萬銀。清《河南通志》載:裕(方城也叫裕州)召設綢卡，裕州拐河分卡為最重。此綢行銷最遠，乃於內蒙古、俄等地。

　　到清光緒年間，境內柞蠶養殖進入繁盛期。據《上海絲綢志》記載:四川和山東、河南、湖北以及關外所產的土絲(黃絲、柞蠶絲，即野蠶絲)於19世紀70年代前後皆已開始外銷。清光緒十九年(1893)，柞絲綢已銷往俄國;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秋，原籍蘇州、客居上海的“久成”綢莊經理龐藻在拐河收購10萬兩銀絲綢經上海出口歐洲、美洲。宣統年間，境內年放養蠶籽量高達萬斤，上海、BJ、張家口商人雲集拐河街，形成柞絲綢貿易中心，總攬收購河南柞絲綢，拐河成為HEN省內最大的柞絲綢產品集散地，遠銷美國、日本、瑞士等國。民國初年，方城產“雙手”牌、“單手”牌柞絲綢成為國際市場搶手貨，最高年份輸出量達20萬匹。

　　其時，龐藻在方城設莊立行，投資訂貨，轉銷出口，一次預付本銀就高達5萬兩，上海客商江少蘭也在拐河設立“大豐”絲綢行，他們大搞絲綢壟斷，推行信貸，每年貸出白銀數百萬兩，定購絲綢，一次裝運柞綢就達30萬匹。河北商人王同三則在許昌設立中轉站(行)，經內蒙古銷往俄國。至民國初期，拐河鎮境內擁有織機7000張，絲綢行64家，年銷20萬余銀。拐河柞綢水色呈乳紅，質地柔軟，隨光變色，深受外商普遍歡迎。外商驗看綢子優劣，主要以夾進拐河綢的數量而定。

　　1915年，方城獨樹生產的加寬本色素繭綢代表上海協綸繅絲公司參展美國舊金山“萬國商品博覽會”，一舉奪得金獎;之後，拐河生產的“單手”牌、“雙手”牌柞絲綢仍在歐美及東亞市場上俏銷，拐河從此有了“小上海”的雅號。

　　由是可知，方城在近五千年來的歷史中，一直與絲綢生產和絲織技術密切相關，不僅是絲織技術的發源地，而且也是河南境內優秀絲綢產品的出產地，這裡的絲綢產品以其獨特品質，影響著我國絲綢文化的發展，為西漢絲綢之路的開辟奠定了物質基礎。

　　漢代方城生產技術比較先進

　　一業的繁盛，必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也必將帶動整個社會的發展。在方城，尤其是有漢一代，這一點尤其突出。

　　縱觀方城發展史，大致可以理出這樣一條線:險要而特殊的地理位置—門戶之路—先進的農業文明—先進的生產力和科技水平—先進的文化和文明。

　　當遷徙不定的東方民族逐漸穩定在水草豐茂、土地肥沃的中原大地後，便開始了加速前行的腳步，這一步比之從前可當千年。

　　於是，很快有了鐵器，這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商代。到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鐵冶煉技術已經非常成熟，開始鑄造鐵器，出現了鐵農具。到了戰國時期，冶鐵業已經是當時重要的手工業部門，據史料記載，明確可查的鐵礦就有三十幾處。北至遼東半島，南至湖南、四川，東至山東，西至甘肅，包括當時七國的主要地區都有鐵器出土，而且鐵器產品的種類較多，除農具之外，有斧、鋸、錐、錘、刀、鑿等手工工具和甲、杖、劍、戟、刀、矛、匕首等兵器，還有日常用具等。

　　戰國時期，鐵的冶煉設備有煉爐、皮囊、鑄造范等。當時各國都有冶鐵中心，最著名的有齊國的臨淄、楚國的宛(今河南南陽)、趙國的邯鄲等，而楚國和韓國是生產鐵兵器的重要國家。當時出現了塊煉鋼，所謂“宛钜鐵鈍，慘如蜂蠆”，是當時世界上相當先進的武器。

　　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開通西域商道，開辟了絲綢之路。隨其出使西域的，除著名的絲綢製品外，還有西域各國企盼已久的鐵器以及冶鐵和鑿井技術。

　　“南陽的冶鐵技術一直處於領先地位， 在史書上多有記載:南陽太守杜詩創製水排(即水力鼓風爐)，加大風量，提高風壓，增加風力在爐子中的穿透能力，提高了爐溫和冶煉效率。就在杜詩製作‘水排’以後約二百年，堵陽(今方城)人韓暨又對‘水排’做了改進和推廣。韓暨時任監冶謁者(負責冶鐵、鑄錢的官)，設計製造機械，置於長流河水中，用水力鼓風，工效提高三倍。”方城縣旅遊局華雲傑副局長說。

　　華雲傑說，NY市區的漢冶村即為漢代的四大冶鐵中心之一，在方城趙河鎮發現還有官辦的冶鐵所遺址。方城趙河古冶鐵所遺址位於張騫封侯地博望古城附近，考古工作者在那裡發現有漢代冶鐵爐型6座。這種鐵爐容積小，呈缶形，溫度可以集中;挖入地下成為地爐，散熱少，有利於溫度升高;爐下部作“缶底”狀，是為了便於裝料攪拌。趙河古冶鐵所以鑄造鐵質農具見長，時至今日，趙河鎮古冶鐵所附近的村民仍以鑄造為生，主要製造農具及農用機械配件。

　　這足以說明，古方城冶鐵技術很高，張騫帶往西域的冶鐵技術應當也源自方城。

　　實際上，讓方城之路成為絲綢之路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路。比如當時的夏路，就貫穿方城全境，它同時也是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北通中原諸國的交通要道。毫無疑問，它為推動繒國和以後各個時期地方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同時也是西漢時期方城絲綢的重要通道，正是通過“夏路”、“繒關”，繒地的絲綢源源不斷地運往洛陽、西安，走向西域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