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夏之交的羑裡城，給人的感覺是和諧、安寧和靜謐。

　　站在羑裡城那片蓍草旁邊向四周望去，近處有樹，有草，有殿堂，有亭子;遠處有莊稼，有村舍，有一望無際的綠和點點碎碎的紅。這裡像中國的任何一處田野一樣平靜、安寧。

　　沒有人能夠想到，平靜、安寧的羑裡城與炮火連天的伊拉克戰爭之間會有什麽關系。

　　現代高科技條件下的伊拉克戰爭，讓有心人的視線再次投向了中國的《周易》，投向了羑裡城。

　　原因要從《孫子兵法》說起。中國古代著名軍事思想家孫子的兵法，深刻地影響著伊拉克戰場上美英戰地指揮官們的思維和行動方式。據分析家說，孫子的經典著作《孫子兵法》的戰略思想，貫穿在伊拉克戰爭的整體戰略構想之中。

　　比如美國的“斬首行動”，也即《孫子兵法》的“擒賊擒王”，目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將領麥克尼利說:“盟軍指揮官使用的正是這種辦法。”

　　麥克尼利說，美英盟軍向北挺進，間或有選擇地爭奪一些重鎮，這也反映了孫子避開城鎮、快速挺進的思想。

　　《孫子兵法》中隨處都有《周易》的影子。

　　“擒賊擒王”在《孫子兵法》中的解語是:“摧其堅，奪其魁，以解其體。龍戰於野，其道窮也。”“龍戰於野，其道窮也”就出自《周易》。

　　《孫子兵法》裡的很多計策，都能在《周易》卦象裡找到對應，比如“渾水摸魚”“釜底抽薪”“金蟬脫殼”“關門捉賊”等等。

　　事實上，在軍事方面的影響還只是《周易》巨大影響中的一個方面。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周易》就對中國甚至世界的哲學、歷史、音樂、自然科學等產生了深刻影響。

　　17世紀德國數學界有一個重大的發明，就是德國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哲學家、大代數與微積分的發明者萊布尼茨的二進製發明。

　　有趣的是，雖然萊布尼茨在1666年發明了二進製，但由於在當時沒有實用意義，他一直不敢把二進製公布於世。1698年，他在與赴華教士閔明我、白晉的通信中知道了中國的《周易》和八卦圖。萊布尼茨將《周易》的八卦圖和自己的二進製進行比較後，驚異地發現，《周易》六十四卦在思想與數學表達方式方面與自己的二進製竟是驚人一致。

　　他認為，如果以陽爻代表1，以陰爻代表0，那麽《周易》六十四卦圖就是從0到64的二進製連續排列，而六十四卦圖完全可以按二進製算術方法排列成“0”和“1”，轉換成計算機語言。

　　他的觀點在後來得到了證實。當計算機誕生以後，當我們今天普遍把計算機擺在案頭的時候，你可能不太明白，它的理論依據與《周易》存在著親緣關系。

　　萊布尼茨意想不到自己費心勞力的發明，在《周易》六十四卦圖中早就有所表達。激動、興奮和敬佩之余，他對於東方古國的崇拜也油然而生。遂寫信給當時的中國皇帝康熙，要求成為中國公民，並在法蘭克福創立了一所中國學院(該學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毀)。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王維先生說，《周易》的內容包羅萬象。數學方面的二進製、十進製、勾股定理、概率論、二項式定理等，物理學方面如宇稱不守恆定律、測不準定律、相對論、原子學說、電子理論、誇克理論等都可從《周易》中找到支點。而被稱為現代化學之源的煉金術(煉丹術)，

在中國更是依靠《周易》的陰陽學說才得以發展的。而當今電腦上的“知識資訊處理”(KIP)，與《周易》八卦的安排在觀念上有相似之處。　　今天的人們都非常關心生態問題，比如這裡的環境汙染了，那裡的水土流失了。人們普遍要求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實際上這與《周易》的“天人合一、物我一體”觀念非常接近。人類走了幾千年，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了起點。

　　所含智慧傾倒中外

　　2003年的這個炎熱夏季，我們再次走進羑裡城。在孕育了《周易》的這片古老土地上行走，我們隨時隨地都能遇到先哲們行色匆匆、上下求索的身影—

　　比如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在《論語》中，孔子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對於孔子來說，《周易》是道德倫理學的源泉。據說，孔子作了《易傳》，對於《周易》進行解讀，把它提升到了哲學高度，使《周易》擺脫了僅僅停留在佔筮之術的解釋上。由此，對於《周易》的解讀至少開始走上了兩條道路—“象數派”和“義理派”。

　　還有老子。《周易》的“荷天之衢”成為老子本體“道”的最初原型，老子思辨體系中的一體性、對偶性、滲透性、轉化性等思想都與《周易》有關。

　　東晉僧人慧遠把佛教教義與《周易》相融合，南北朝時，談佛談易成為帝王士大夫的時尚。到唐代，佛教發展到鼎盛階段，宗派林立。有些佛教宗派把本宗教義與《周易》掛鉤，進而形成了頗有影響的華嚴宗、禪宗。

　　晉、唐、宋、明、清各代，士大夫們紛紛求助於《周易》，從《周易》中汲取智慧，並形成自己關於宇宙、人生的學問。

　　帝王們除了像士大夫一樣從《易經》中汲取智慧外，連朝代名稱及年號也求助於《周易》。如元世祖忽必烈采納漢族大臣劉秉忠的建議改國號為“元”時，他的依據就是《周易》中的“大哉乾元”。又如明朝的“明”字取自《周易》中“大明終始”之義。

　　除了朝代的命名，我國古代以及日本、朝鮮、越南等的帝王們還普遍采用《周易》中的字詞作為年號。西晉皇帝司馬炎在公元275年取年號為“鹹寧”，這取自《周易》的“首出庶物，萬國鹹寧”。隋煬帝楊廣在公元605年取年號為“大業”，則來自《周易》的“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27年取年號為“貞觀”，“貞觀之治”流芳千古。“貞觀”兩字取自《周易·系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這句話的意思是:天地之道，也就是天地間萬事萬物的發展是有其一定的客觀規律的，其實質含義就是指示人們按照社會自然發展規律去做。

　　唐高宗李治在公元670年取年號為“鹹亨”，“鹹亨”取自《周易》的《坤·彖》:“含弘廣大，晶物鹹亨。”這裡的“鹹”是皆、都、感受之意，“亨”是美的意思，連起來就是“皆美”、“都是美好的”。

　　島國日本在近代走向富強，肇始於明治維新運動。而“明治”這一年號取自《周易》的《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響z向{明而治。”在明治期間，日本全國上下掀起了學習《周易》的高潮，甚至提出“不知《易》者，不能入閣”的組閣原則。

　　此外，日本的年號“大正”取自《周易》的《無妄·彖》:“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年號，則取自中國的《書經·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相對日本，韓國對《周易》的重視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上個世紀，他們按照中國的八卦圖設計了自己的國旗圖案。而於1988年9月在韓國漢城召開的第24屆奧運會，其會徽的核心就是中國的太極圖。

　　新加坡人也非常喜歡《周易》，該國空軍飛機上的徽標就是一個太極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