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隻好穿著一隻皮鞋，光著一隻腳下了車。雖說皮鞋跟也不怎麽高，但是走起路來，還是感覺一晃一顛的。三大見我這個光景，嘮叨是怎麽搞的，把腳上的鞋都能丟了。我想起那個扔我鞋的人，如果能碰見，我定打得讓他爬在地下。

　　從車廂到出口，需要走好多路，途中人流如滾珠。但穿著一隻鞋走路的人就我一個。自然，途中有人注意到了，我聽見兩個姑娘在我的身後嘰嘰詭詭的笑著，說著。我知道不少人在看著我，但我誰也不看。兩眼盯著前方，硬撐著出了車站，在附近的商城買了一雙鞋。

　　我和三大到了成都的那個廠家談設備，磨蹭了幾個小時，對方價格搬的硬，與縣廣電局給我們村上給的經費距離太遠，沒辦法的情況下，我們隻好放棄。之後又轉了幾家，還是不行。看來，成都這趟是白來了。

　　三大有點沮喪，我年輕，沒把這個事兒放在心上的，倒是對成都這個地方充滿了好奇。聽人說成都是天國之府，不來則體會不到，來了，最直觀的感覺是成都的街道到處是綠，一些稀奇八怪的樹木和花卉我都沒見過。當然，綠給我帶來的濕熱感，與隴東的乾熱有很大的區別。除此之外，我發現成都的女人很美，身材嬌小，連那被抱在懷裡的小孩，看上去比我們山裡的同齡小孩都小了許多。尤其那些裙襟擺動、一閃而過的姑娘，個個看上去水靈靈的，偶爾間驚魂一瞥，讓我的心嘩嘩振動。

　　我和三大在成都的大街上東逛逛，西瞧瞧，剛路過一家音響門市，傳出了那首流傳大江南北的歌曲《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這首歌，像隻無形的手，一下攫住了我，我一拐，就拐進了這家音響店。女老板年輕，且很漂亮，主動問我看上哪個磁帶。我一問價，零售價格是8毛錢，批發5毛錢一個。我想到我們學校賣的磁帶是3元，問她是不是盜版磁帶?女老板說:“正版的要七八元呢，誰買呢?全成都的門市都沒有賣正版的。”

　　我問道:“那售價三元的是不是正版的?”

　　女老板說:“你把你三元的拿來跟我這個比一比，看有沒有差別?”

　　由於我在學校也一直買磁帶聽，質量怎樣，一聽就知道。為此一連試聽了兩個磁帶，感覺與我們學校賣的沒有什麽差別。但我們那裡賣的是三元，這裡是五毛錢啊，差別多大?在這一瞬間，我立馬想到買音響設備的錢還裝在身上，可以批發上一些磁帶回去，賺點錢啊。我趕緊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三大，說帶回去一塊五毛批發出去，一個都賺一塊錢呢。三大一算帳，說行！於是我們就拿出一千元，批發2000個磁帶，裝了四大箱子。之後付款時，三大當著我和女老板的面解開了褲袋。女老板見狀，目光驚愕地看看我，問道:“這是撒意思喲?”

　　我忙解釋說:“錢在褲頭裡面裝著，是給你取錢，沒有別的意思。”

　　三大把錢取出來後，給了女老板，然後我倆肩膀扛，手裡提，將這四箱子磁帶到了火車站。

　　從成都到西安是第二天晚上七點多，下車以後我倆扛著磁帶箱子往出走時，被火車站警察攔住了，問我們拿的什麽?我說是磁帶。警察立即說:“放下放下！”我以為他們查看之後讓我提走，結果臉一黑，直接把四箱子磁帶就地扣了。

　　在八十年代末，盡管市場稍微有點放開，但人們的思想觀念還比較保守，對於一些長途販運者，尤其是從火車上進行販運活動，都查得比較嚴。

見價值一千元的東西被沒收了，我頓時感到兩腿發軟，心想這下把事弄大了，惹上麻煩了。三大看樣子心裡比我還恐懼，臉色發灰，直著眼睛問我:“這……這可怎麽辦呀?你看你，怎想起買磁帶呢?”　　一千元在那個年代可不是小數，並且是村裡的公款。見三大愁眉苦臉的樣子，我心裡更是陣陣發急，一個勁兒地想道:這些錢我們舍不棄，必須得想想辦法。為此我對三大說:“你別急，我給咱們想想法法子。”

　　三大說:“你一個毛頭娃娃，能想個啥法子?”說著將頭一歪，生氣地蹲在地上抽起了煙。

　　是啊，想啥法子呢?我心亂如麻，盯著面前熙熙攘攘的人流沉思了起來。就在這時，一個女人問我住不住店?說著拿起手裡的招牌讓我看。那年頭，西安火車站私人旅社多，因而往旅社叫人的“p條客”也不少。在她問我的這一瞬間，我心裡想:這些開旅館的人肯定和車站的執法人員有認識的，如果有熟人搭話，說不定還能要來磁帶。於是，我就問道:“住店可以，但我的東西被車站公安沒收了，你在這裡有認識的人嗎?”

　　這個女人搖搖頭，轉身離開了。我見車站叫客的女人比較多，就以住店為名，一個一個地往過問。直到問到第六個人時，一個男人走了過來了，說:“我認識幾個，有啥事嗎?”

　　我就磁帶被沒收的事告訴了他。

　　他問我:“是啥磁帶?總不是黃色帶子吧?”

　　我說:“不是，全是歌曲帶子。”

　　他說:“這事簡單，只要你在我那住店，我給你想想辦法。”

　　我問:“住宿費多少錢?”

　　他說:“一個人10元，兩個人20。”

　　我說:“只要你能給我要回來，我再給你20元。”

　　聽這人說他的旅店在五路口附近，大約兩站路，不到一千米。我和三大就跟他走。到了五路口後，又朝東拐，走了大約有五百米，才到了這人的旅社。這個旅社大門跟我家的院門差不多，只是門口掛了“安逸旅社”的牌子。進了院子，我發現院子西面有一溜兒平房之外，對面還有個兩層單面樓。一個中年女人坐在露天水龍頭附近，挽著褲子，岔開著雙腿，抱著搓板和一個紫紅塑料大盆，在洗著衣服，附近有水泥槽，有下水道，到處濕漉漉的。大門靠東的一棵梧桐樹下，坐著三四個年輕女人，她們坐著馬扎搖著扇子，貌似在乘涼。

　　此刻，夜色已經降臨，盡管周圍零星已經有了燈光，但院子裡彌漫著一種陰沉的氣氛。聊天的女人從我一進大門，就看著我和三大，直到我從她身邊走過，還看著。我們在一樓登記了房子，男的說他出去給我們辦事，等他的消息。接著辦理登記手續的那個婆娘示意我將地上水壺提上一隻，然後跟她上二樓。通往二樓的是個露天鐵梯，又窄又直，踏上去嗵嗵作響。走到12號房子跟前，她擰著鑰匙將門一開，轉身就走了。裡面有兩張白床，乾淨程度比長慶橋旅社稍微好一點。臨床還放了個桌子。放下姓李後，見三大坐在桌旁喝水抽煙，我就出門站在欄杆前，朝樓下張望。我張望的意思是想看看周圍的環境，那幾個女人以為我在看她們，一個就朝我招手，我不知啥意思，也給她招手。那個女人立即站起，繞過來就往樓上走。我以為她有啥事要問我，就站在那裡等。女人走到我跟前，主動問道:“你們就登記了一個房間嗎?”

　　我說:“就是的。”

　　她朝房內看了一眼，說道:“他是你啥人?”

　　我說:“是我三大。”

　　女人說:“你們是父子倆，怎麽能在一個房子搞事呢?”

　　因為那時候我畢竟是學生，沒出過門，沒見過世面，聽她這麽說，我一頭霧水，問:“搞啥事呢?”

　　這時三大突然站起，喊道:“滾，去你媽的！”

　　三大這麽一罵，我才明白了是怎麽回事，我在長慶橋就聽人說，西安火車站附近比較亂，賣和p娼的事兒比較多，看來是真的。我忙推開那個女的，讓她趕緊走。估計那個女的見我態度好，翻了翻眼睛，嘀咕了句什麽，就離開了。見三大勾著眼睛呆在那裡，我心裡想:這個時候，千萬別鬧事啊，我的那些磁帶還沒回來呢。就叫三大出去吃飯，這個時候了，晚飯還沒吃呢。三大說包裡還有兩個餅子，隨便吃點就行了，他也沒胃口。看他的意思，在等店老板的消息。

　　大約半個多小時後，店老板回來了，說扣押磁帶的人要50元。我說:“行，50就50，你只要要回來就行。”

　　我給了店老板50元，他很快就回來告訴我說:“事說好了，錢也給了，但是要你本人親自去取，因為扣的時候是你本人簽的字，取的時候也需要你取，其他人不能代取。”

　　我就建議他帶我去取東西，他說:“這沒問題。”

　　我和三大到了扣押磁帶的地方，店老板給工作人員打了一聲招呼，工作人員對我說:“把你的東西拿走！”我就在罰款單子上簽了字，和三大拉著磁帶箱子走了。

　　受到驚嚇的三大見事情辦得比較順利，臉上的肌肉都舒展了。由於當時西安有發往各地的夜班車，三大提出當夜就回家。我知道三大為磁帶被扣、旅社裡被騷攪的事心裡生氣，就趕緊順了他。他扛著箱子急匆匆地前面走，我在後面跟著，感覺他腳下呼呼帶風。想起事情剛發生時他埋怨我的情景，如果磁帶要不回來，他肯定會把這個責任推給我。現在雖然平安了，但回去到底能不能賣了?開始信心滿滿的，現在出了這個叉子，心裡多少有點不瓷實。於是我就故意問三大:“這單生意是我一個人做，還是咱倆做?”

　　三大說:“咱倆做。”

　　我說:“既然咱倆做， 那這四箱子磁帶你拿兩箱子，我拿兩箱子，咱們各賣各的。你墊進去的500元，我認上，回去磁帶賣了給你。”三大說行。

　　但是，當我們把磁帶帶回去，打開箱子，拿出一個試放時，這才發現我們上當了，那玩意兒根本放不出聲音。當時我心裡很難受，但已經花了這麽多錢，不能不賣。為此，我就動員弟弟幫我銷售這些假磁帶。叮嚀他能賣上價就賣，賣不上價格，就便宜點，反正是五毛錢批發的。

　　弟弟就騎著自行車，帶著磁帶到各鄉鎮集市上趕集擺攤。多數村裡人沒見過磁帶，對這玩意兒有點好奇，有個老奶奶見有人圍著磁帶看，就問弟弟:“這東西怎放呢?”

　　弟弟為了盡快把這些磁帶推銷出去，就故意說道:“有個自行車就能放。”

　　在弟弟的忽悠下，那個老奶奶就買了一盒磁帶。

　　這些放不出聲音的磁帶開始還賣了一些，後面就賣不動了，因為每人鼻子下都長了一張嘴。嘴能傳播信息。特別是關於假貨的信息，傳播起來就不用說了。所幸的是，好歹收回一些成本，不至於把那些錢都扔了。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遠門做生意，就吃了個閉門羹。父親是個家教嚴格並善於理財的人，看到我和弟弟整天為一堆磁帶忙乎，開始是罵，後來就是勾著眼睛，搞得我只要一看見他，就像老鼠躲貓似的趕緊躲開了。想到我給父親帶來的這個損失，就故意在奶奶跟前放話:虧了家裡的這些錢，我以後一定會掙回來的！意思讓我奶奶給我爸亮個耳光，別為這個事生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