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八年戊午科順天鄉試發生了震驚朝野的大規模科舉舞弊案，最終導致正考官大學士柏葰、同考官溥安以及考生平齡等人被處決，另有場外傳遞信息的程某被執行死刑，另外還有許多人被遣戍或革職。原本發起彈劾的禦史孟傳金並未預見到會有如此嚴厲的懲處。自道光以來，科舉應試的士子普遍存在著向在京考官索取所謂的“條子”(即暗示答題方向的信息)的現象，這一風氣深入人心，不僅是出於利益考慮，也有考官為了收門生、樹立延攬人才名聲等因素。士子如果不向考官索要條子，反而會被對方誤解為瞧不起自己，從而產生隔閡。因此，許多熱衷功名的士子也樂意請求條子。這種風氣沿襲已久，已變得習以為常，毫不掩飾。

　　戊午科場舞弊案發生後，朝廷進行了嚴厲打擊，使得這種風氣戛然而止。事後，一些執政高層認為處罰過於嚴苛，紛紛指責孟禦史多事，於是找出其他問題將他發回原衙門處理。自那時起，科場紀律嚴肅了近十年。到了鹹豐九年己未會試，考場檢查空前嚴格，士子們都不敢攜帶任何紙片入場。光稷甫侍禦就是這一科的中式舉人，他曾向我提及此事。

　　至同治元年，慈禧太后掌權後，為了顯示寬大為懷，每逢科舉考試時對負責搜檢的王大臣訓示時，總是強調“勤慎當差，切勿多事”，實際上暗示他們不要過度搜查。在這種情況下，士子夾帶作弊的情況再度泛濫，到了同治九年庚午科，江寧有位名叫劉汝霖的優秀文人，專門為人代筆撰寫文章並助人中舉，他因此成為了很多富貴子弟爭相求助的對象，直至劉汝霖自己考中進士才停止。此後，陳光宇、周鉞等江寧槍手相繼崛起，他們幫助很多人中舉，陳光宇進入翰林院後，因代筆事件永遠失去了考差的機會，周鉞則被分發到河南任知府。此後此類代筆現象層出不窮，直到廢除科舉為止。

　　在江南地區，雖然賄賂考官的現象相對較少，但是代筆行為盛行。北方科場自光緒元年後，這種風氣也開始興盛，從鄉試到會試都有涉及。戊戌年會試時，寶應縣的劉某一人竟然代考中了三個進士，甚至還奪得會元稱號。當朝執政者知曉此事後，在廷試時將劉某和會元分別降至三甲，並隻讓他們分別做了中書和主事的小官，以示懲戒。至於湖南主考楊泰亨、陝西主考周錫恩、浙江主考費念慈公然出售舉人名額的行為，更是道德敗壞，不足掛齒。科舉舞弊風氣的日益猖獗，正是科舉制度走向衰落和國家走向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