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口的工教對流，從一個側面看，有利於勞動思想感情的增強，以及實踐能力的提高。

　　教師應發揮自己的智慧，為社會培養更多合格的勞動大軍。

　　一九七六年，教育戰線上提倡“走出去，請進來”的改革措施。

　　工農進學校，教師進農村和工廠。

　　在一次表態會上，我報了名，並獲得批準，進農機制造廠勞動。

　　那年，我已四十多歲。

　　這麽大的年齡去工廠學徒，也算是個新聞人物。

　　剛進農機廠機修車間，所有師傅都停下手裡的活，圍著我問這問那。

　　那位年齡較大的張師傅用十分關切的口吻問我:“監督勞動多長時間?”

　　我說是來學徒的。

　　他們都不相信，哪有比我們老師傅年齡還大的人學徒。

　　正談著，周廠長進車間搶著說:“這是工教交流。老師和你們互相學習。”

　　並笑著說:“我們現在不能把進我們車間的人都看成是監督勞動。”

　　接著說:“那我們都在車間勞動，那都是被監管人員了。”

　　說著說著，大家不僅哈哈大笑。

　　後來在談話中得知，改革中在這裡勞動的人，確實都是被監管人員。

　　廠長對我很關心，把我介紹給手藝最好的單秀純師傅學徒。

　　單秀純是下放知青，他認為這是政治需要。

　　他自言自語地笑著說:“哪有四十幾歲的中學教師學鉗工?”所以，他也沒把我跟他學鉗工當回事。

　　時隔一個星期，在我的再三催促下，他送了一本《鉗工手冊》給我，並笑著說“書看完了，就算滿師了。”

　　晚上我看著那本書，白天在鉗台上琢磨。

　　錘、鋸、銼、鑽，磨練鉗工的基本功。

　　開始鋸一截鋼材，不是斜就是達不到尺寸要求，超過允許范圍。

　　周圍的師傅看我千得滿頭大汗，不是這個師傅教我鋸的架式就是那個師傅教我銼的技巧。

　　別看鋸銼鑽，可真得要個基本功。

　　每天晚上我回到宿舍，兩隻膀子酸痛得十分厲害有時還舉不起來。

　　別看鉗工這工種簡單，但要想成為一個合格的鉗工，真要用心、用手、用腦，不斷在鉗台上磨練，也

　　就是單師傅說的“功到自然成”。

　　兩個多月的鉗工生活，才算基本掌握了鉗針工的一般操作過程和操作方法。

　　鉗工滿師”後，單師傅又帶我去農村修理農機。

　　這次他帶了兩個徒弟，另一個徒弟比我的孩子還小。

　　我們在定點修拖拉機時，搖機發動和試機駕駛都是那個小王乾，師傅不讓我乾。

　　隊裡幹部看我不怎麽做，都把我看成廠裡的幹部。

　　一個夏天下來，我們檢查、修理、保養了二十多台拖拉機。

　　這二個月的實踐的過程，不僅懂得了拖拉機的檢查、保養技術，還基本掌握了拖拉機的修理技巧。

　　有時，拖拉機修理好了，還駕著拖拉機在田裡轉轉，好像是個老駕駛員，實際上是個現學現賣的三腳貓徒弟罷了。

　　單師傅是車間負責人，除了負責技術，還要和領導參謀車間裡的事。

　　而他不論公事和私事，有時都會征求我的意見。

　　工人有時開開玩笑說:“老師是我們參謀的參謀。”

　　廠裡幾百號工人，大家既和我熟悉又很親熱。

　　哪家孩子上學遇到困難，晚上都把我請上門去談談。

　　家中遇到高興和不高興的事，和我扯扯。

　　有時早上團在一起吃早茶，聊聊國事和家事。

　　師徒之間，同事之間，領導之間，都處得融洽、和諧、親密。

　　幾個月的工教對流，不僅對工廠生活有所體會和了

　　解， 而且掌握了些基本農業機械知識和技能。

　　更重要的是，在和工人師傅相處之中，情感更貼近了。

　　他們那種大方、樸實、熱情的品質，使我得到了熏染。

　　在工教對流的日子裡，過得愉快、充實，富有新鮮感。

　　工教對流，時間一般為一個季度。

　　可由於廠裡再三挽留，又延長了三個月。

　　回到教育單位後不久，廠裡來信派員，要我去廠裡辦“七·二一”工人大學。

　　當時我身體並不好，但在他們的再三邀請下，又走進了工廠辦學。

　　幾個單位聯辦的工人大學，學員四十多人。

　　教師除了我以外，還有王謹、陳躍先、熊仁民等幾位技師和工程師任教。

　　學校負責人由廠領導擔任，教務工作由我負責，教材為全國統編的工人大學教材。

　　專業為機械製造，主要開設課程為《高等數學》、《機械製圖》、《運動力學》、《工程力學》等十門課程。

　　學員都是生產中的骨乾，而且具有中學和中專水平。

　　他們學習積極性高，又有豐富的實踐知識，因此學習效果快。

　　平時不脫產，學習時間除了星期一、三、五下午外，還有假日時間。

　　他們把學的知識帶到生產中去，不斷地對現有生產設備和操作方法進行改進和完善。

　　因此，廠裡的技術革新的項目，都是這些學員完成的。

　　這些學員，後來不但吸收為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和中層幹部，絕大多數還評為高級技師和生產中的骨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