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聽張敬修再次說起大明稅制的問題，歎了口氣道:“高師傅、張師傅都說過，朝廷財政之難，在於稅制，可朕也不知道這賦稅於百姓而言，到底是高還是低，若要說高，可朝廷為何會財政空虛;若要說低，可高師傅和百官都說賦稅過高，朕也多次下詔蠲免。卿可否為朕解惑?”

　　張敬修道:“臣有一友人出自於徽州行商之家，臣與其詳談後，於商稅稅制略有所得，臣請以商稅為例，試言一二。”

　　“卿且言之。”

　　張敬修沉思片刻，說:“我朝凡商業稅三十取一，且婚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己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此確可稱得上低，然而，此隻為表象而已。

　　臣那位友人對臣講述其行商時親身經歷，說他至杭州、荊州等地經商時，除在稅課司衙門按三十取一之成法納稅外，還需向抽分衙門交稅。這抽分衙門，由戶部、工部遣差部官管理，不維地方接連，重複抽稅，而其人賢否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己能，不恤侵克以為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概任意勸借留難。

　　而若是一貨船進京沿途買賣，除在鈔關納稅外，又有船銀，進店後有商稅，出店有正稅，及至到張家灣買賣貨物，又有商稅，一貨之來，榷者數稅。商戶一路下來，非但難以牟利，有時反而還會蝕盡本錢。

　　以此可見，中小商戶實則苦不堪言，飽受雜稅之苦。可官府既向商戶征收了這麽多稅額，為何朝廷商稅收入卻連全國歲入十分之一都不到。此為何故?蓋因地方官吏，以朝廷名義，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而所得財物，卻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己，朝廷卻只能得薄利。如此於中小商戶而言，實為殺雞取卵，自堵稅源。

　　故而，臣以為，我朝稅制，正稅看似不高，可於百姓而言，加征攤派卻是不少。加征攤派危害甚深，因朝廷讓加征一，各級官府就會征十，因此朝廷征收的商稅不多，可商戶實際被征收的卻不少。”

　　這就是明朝商稅征收的事實，在朱元璋時期，確實是實行了低稅免稅政策，可洪武之後，隨著各層級官吏越來越多，朝廷開支越來越大，不可避免地就要把手伸向商稅。

　　在洪武時，朝廷除向商人征收三十取一的正稅(市稅)外，另外還征收‘住稅’(交易稅)，所謂住稅，包括了塌房稅、門攤稅、牙契稅。在這個時期，對於中小商人來說，確實算得上輕稅薄賦。當然，那個時候除了天下百廢待興，需要扶持工商業外，還在於當時‘國有經濟’是佔有主導地位的。

　　可隨著民間工商業的發展，佔主導地位的變成了‘私營經濟’，工商業稅也開始增長。而宣德時，朝廷就開始在重要關口設立鈔關，征收關稅。在弘治之後，工部經朝廷允許，又在各大城設立抽分衙門，對商人貨物進行抽稅。到了嘉靖朝，因為南倭北虜之患，嘉靖皇帝有下令增加抽分衙門，放大了向商人重複征稅的口子。

　　自此，無論是地方上的衙屬吏胥，亦或是由戶部、工部分別派遣到各地鈔關、抽分衙門的官員，無不視普通商人為任由宰割的羔羊，借由朝廷名義征收的稅，大多都流入了他們的私人腰包。

　　隆慶喝了口冰鎮酸梅湯，又讓內侍給張敬修也端了一碗，問道:“原來如此，卿可有良法除此弊。”

　　張敬修一口氣喝了半碗酸梅湯，說道:“臣以為，

朝廷當恤商利商，對於商稅征收，要專門制定一部商律，規定好各項商稅細則，向商人征稅時，必須在商律規定之內征收，這要請朝中善理財的官員來共同會商。更重要的是，定好商稅細則之後，可更易征收官商的商稅。　　譬如，陛下與臣的自鳴鍾行，因臣朝廷命官，臣的二叔只需向朝廷繳納三十取一的正稅，無需理會其余雜稅。所以陛下說，不知我朝賦稅對商人而言是高還是低，便在於此。中小商戶飽受重複抽稅之苦，於他們而言，自然是重稅。而像臣這樣的官宦之家涉足商事，只需交一次稅即可，且只有三十稅一，這自然是極低的。

　　故而，朝廷若能定下合理的商律，明確商稅征收，不僅可解中小商戶之苦，亦可收官商之稅改善朝廷財政。只是這和開海禁一樣，亦是有違祖製。除此之外，朝廷也要健全錢製。先帝時，錢法大亂，變更頻仍，實不利於商業發展。”

　　張敬修翻閱了大明各項律法之後，知道大明並沒有專門的商律來規范商業。當然，大明雖然沒有專門的商律，但並不是說，商人就沒有人管了。

　　古代立法也是相當全面的，只是這些條例夾雜在很多其他律文之中。

　　《大明律》中，就有很多律條看似與商律不相乾的，但是其實就是緊密相連的。

　　比如大明律戶律之中，有課程、錢債、市廛等條。其中課程，就是指犯私鹽，私茶等朝廷不許經營的商業，錢債，就是就銀錢借貸等關系厘定，市廛就是指商鋪，都是商業上的問題，但是還有一些關於繼承權的問題，很難分開。

　　張敬修向程大位詢問他在行商途中交了多少商稅後，也對大明朝的商業稅制有了更深的理解。他還記得原時空中，高拱在隆慶三年起複後，還專門上了《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也是講中小商人飽受盤剝以至破產的窘境，並建議‘厚農資商’和建立健全錢幣制度。

　　對於大明朝的貨幣，張敬修簡直無力吐槽。

　　國初時，因為蒙元攜帶大量金銀、銅錢出逃蒙古，朱元璋無奈之下，下令印造寶鈔，並且規定嚴禁民間使用金銀交易，可寶鈔發行後，既沒有用足量的金銀作為準備金，又毫無節製濫發，而且還隻發不收，沒多久就變成‘手紙’。

　　於是民間自發使用金銀交易支付，到正統時，朝廷正式放開銀禁。可自從朱元璋開了個壞頭後，大明的錢法就極為混亂，市面上白銀為主幣，銅錢為輔幣，民間以碎銀為主要交易手段，至於五十兩一錠的金花銀，主要是當作官員俸祿和皇帝賞賜所用。

　　而白銀逐漸在民間流通中佔據主導地位後，朝廷卻未及時建立一套合理的鑄幣制度和貨幣體系，而是任由民間在交易中自行稱量貨幣、驗看白銀成色。

　　沒有一套強有力的貨幣體系，勢必會喪失對貨幣經濟的掌控，落後於市場發展現實，這也是大明朝難以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提高財政水平的重要原因。

　　隆慶怔怔地看著張敬修半晌，說道:“若非張愛卿年少，朕幾以為是高師傅在前。張愛卿所言，幾乎和高師傅不謀而合。高師傅也是這般重商恤商，在裕邸時，高師傅就多次對朕說過，商通有無，可以利農，農利則可資商，朝廷當行厚農資商之策，農商互濟。而且，高師傅亦言，朝廷需規范商製，定錢法從民便，解商民困苦。若是高師傅在此， 必將愛卿引為知己。”接著又歎道:“若是高師傅在朝，張愛卿的法子也可付諸實踐。”

　　張敬修聞言一愣，他當然知道高拱也是理財高手，在某種程度上來講，高拱秉政當國並不比自己的老爹差，甚至猶有過之，只是高拱隻真正執政兩年，很多政策還未施行，就被自己老爹聯手馮保趕出了朝堂，著實有些可惜。

　　張敬修不由想到，若是高拱能和老爹和睦相處，同心輔政，以二人的能力和魄力，為大明再延續兩百年也未可知。

　　想到這裡，張敬修不禁有些興奮起來，他不就有機會讓這個想法成為現實嗎?看隆慶皇帝的態度，只要徐階致仕，隆慶皇帝必會設法讓高拱複朝。而原史中，高拱在徐階致仕一年多後，才被隆慶皇帝召回朝中，想必也有‘徐黨’勢力的影響。若是高拱回朝後，還和原時空中那般，把其他閣老都擠走，隻留下老爹一人，以老爹的脾性和志向，與高拱相爭在所難免，自己真有能力讓二人放下權力之爭嗎?

　　“今日就與卿說到這裡吧，自鳴鍾一事，若有事需朕予以支持，卿盡可來找朕。至於挑選工匠研製新物件，朕亦會安排下去。”

　　一時間，張敬修思緒良多，直到隆慶皇帝出聲打斷了他，才回過神來。

　　而隆慶皇帝也是失笑，他還是頭一次見臣子在面聖時走神的，不過他卻毫無怪罪之意，反而湧出些親近感。

　　張敬修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想起了正事，站起身恭聲道:“臣除了向陛下稟報自鳴鍾之事外，還有一事，請陛下應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