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賓低聲道歉並匆匆上樓，都忘了靴子沾滿了泥巴。他身後傳來勒維教授回答的片段:“他不知道“我不想讓他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不，海沃德，我不會”但等到他爬上樓梯平台，可以靠在欄杆上偷聽而不會被發現時，話題已經轉到了阿富汗。

　　那天晚上，羅賓站在鏡子前，目不轉睛地盯著自己的臉，看到最後竟顯得有些陌生。他的阿姨們總是說他長了一張可以融入任何地方的臉。他們家的頭髪和眼睛都是帶有深藍色調的黑色，唯獨他是較為柔和的棕色，要說他是葡萄牙水手的兒子或清朝皇帝的繼承人，都不無可能。但羅賓總是把這點歸因於大自然偶然的安排，讓他擁有無論是白人或黃種人都說得通的面貌。

　　他從沒想過自己可能不是血統純正的大清人。

　　但還有什麽可能性呢?難道他父親是白人?難道他父親是...

　　你們看他的眼睛。那就是無可辯駁的證據，不是嗎?

　　那他父親為何不認他呢?為何他只是被監護人，而不是兒子?

　　但即便羅賓年紀還小，也明白有些真相不能說出口，有些事實不去承認才能繼續正常的生活。他有棲身之處，每天三餐有保障，還有一輩子都看不完的書。他知道自己沒有權利要求更多。

　　他在那一刻做了決定。他永遠不會問勒維教授，永遠不會探詢那待真相填滿的空白。只要勒維教授沒有認他為兒子，羅賓也不會試圖認他為父親。從未戳破的謊言不算欺瞞，從未問出口的問題也不需要答案。他們兩人都滿足於留在真相與否認之間，那永無止境的空間。

　　米迦勒學期8在十月初開始時，勒維教授便敗程前往牛津，而且會在那裡待上八周。牛津大學一年三個學期，他每學期都會住在牛津，放假時才回漢普斯特德。羅賓很享受教授不在的時間:雖然他還是照常上課，但至少可以喘口氣，休息一下，也不會有動不動就讓監護人失望的風險。

　　除此之外，沒有勒維教授時時刻刻盯著他，他就能夠自由探索城市了。

　　雖然勒維教授沒有給他零用錢，但派波太太偶爾會給他一些零錢當車資，而他會把這些錢存起來，直到夠搭馬車去柯芬園。從報童那裡得知有公共馬車服務後，他幾乎每個周末都會搭，從帕丁頓葛林到銀行'在倫敦市中心各處探險。前幾次單獨出門讓他感到害怕:好幾次他都以為自己再也找不到回漢普斯特德的路，只能流浪街頭。但他沒有放棄，他拒絕向倫敦錯綜複雜的街道低頭，畢竟廣州不也是個迷宮嗎?他下定決心要走遍倫敦，把這裡變成他的安身之地。漸漸地，倫敦變得不那麽令人難以招架，不那麽像一個可怖扭曲的大坑，每個轉角處都有怪物準備把他吞下肚，而更像是一座可以探索的迷宮，他能夠預料到會有什麽樣的變化或轉折。

　　他讀遍了整座城市。在一八三零年代的倫敦，印刷品滿街都是。報紙、雜志、期刊、季刊、周刊、月刊和各類型的書籍都很暢銷，被丟在訂閱者的家門口，每個街角幾乎都有商販在兜售。他仔細閱讀報攤上的《泰晤士報》、《旗幟報》和《晨郵報》，雖然無法完全理解內容，但他還是會看《愛丁堡評論》和《每季評論》等學術期刊的文章。他閱讀像《倫敦費加洛報》這樣的諷刺便士報、有聲有色的犯罪報導這種戲劇性的偽新聞，以及關於死刑犯臨終懺悔的一系列文章。至於更便宜的刊物，他會看《半便士風笛報》自娛自樂。

他無意間發現了一本叫《匹克威克外傳》的書，作者查爾斯，狄更斯非常幽默風趣，但似乎很討厭任何不是白人的人。他發現了倫敦出版業的中心地帶艦隊街，報紙都是在那裡熱騰騰印出來的。他常常去那裡，把丟在街角的一疊疊過期報紙免費帶回家　　就算他每個字都看得懂，也無法理解大半內容，因為字裡行間充滿了他從未學過的政治典故、圈內笑話、俗語和傳統。既然他沒有在倫敦度過童年，耳濡目染，他便試圖透過大量閱讀來吸收知識，努力閱讀有關托利黨、輝格黨、憲章派和改革派的相關資料，並記住這些東西代表什麽。他了解何謂谷物法，及其跟一位叫拿破侖的法國人有什麽關系。他認識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那些在他看來教義上的些微差異顯然是無比重大的問題。他知道英格蘭人和英國人不一樣，但還是不太會解釋兩者之間的差別。

　　他讀遍整座城市，並學習其語言。英文生詞對他來說是一種遊戲，因為在理解字詞的過程中，他也能更深入了解英國歷史或文化。當他發現某個常用詞竟然是由他已知的單字組成時，他總是感到驚喜。“ Hussy”(蕩婦)是“ house”(房子)和“ wife”(妻子)的複合詞，“ holiday”(假日)則是“ holy”(神聖的)和“ day”(日子)的複合詞。令人難以置信的是，“ ”(混亂)一詞竟然源自一間叫“ Bethlehem”(伯利恆)的瘋院:“ Goodbye”(再見)是“ Godbewithyou”(上帝與你同在)的簡稱這點也很不可思議。

　　對於曾經令他困惑的單字和片語，就算他早已學會了正確的意思，腦海中仍會浮現一些有趣的聯想。他學到一英鎊等於二十先令，一先令等於十二便士，至於弗羅林、格羅特銀幣和法尋就留待之後去搞懂吧。他了解到英國人和大清人一樣分很多種，而且愛爾蘭人、威爾斯人和英國人之間有很重要且顯著的差別。他得知派波太太來自一個叫做蘇格蘭的地方，代表她是蘇格蘭人，這也解釋了為何她那抑揚頓挫且充滿撥舌音的口音， 會跟勒維教授那乾脆俐落、直截了當的語調截然不同。

　　他發現一八三零年代的倫敦是一座無法決定自身未來樣貌的城市。白銀之城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走在工業與科技的尖端，但其利潤並未平均分配。在柯芬園和梅費爾，倫敦是戲劇與舞會之城，在聖吉爾卻是貧民窟之都。倫敦是改革者之城，威廉，威伯福斯和羅伯特，韋德伯恩等人在這裡致力於廢除奴隸制度。這裡會發生斯帕菲爾德暴動，最終幾名領袖被控叛國罪。

　　在倫敦，歐文主義者會試圖說服所有人加入他們的鳥托邦社會主義社群(羅賓還不太清楚社會主義是什麽):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為女權辯護》出版至今僅四十年，卻啟發鼓舞了女權主義者和主張擴大選舉權者，讓他們能夠挺起胸膛，為人民權利發聲。他發現在國會、市政廳和街道上，形形色色的改革者都在為倫敦的靈魂而戰，而擁有世襲土地、觀念保守的統治階級則處處阻鏡改革的力量。

　　他當時還不了解這些政治鬥爭，隻感覺到倫敦，乃至整個英格蘭，對於自己是什麽，以及自己想成為什麽樣子存在很大的分歧。他也知道白銀是隱藏在這一切背後的原因。因為當激進派發表關於工業化危險性的論述，而保守派用經濟蓬勃發展的證據反駁他們的論點時:當任何一個政黨談論貧民窟、住房、道路、交通、農業和製造業時:當有人談及英國和帝國的未來時，無論是在報紙、小冊子、雜志還是祈禱書裡，那個詞都無所不在:白銀、白銀、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