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宇對劉佳慧說，《伊利亞特》的主題是讚美古代英雄的剛強威武、機智勇敢，謳歌他們在同異族戰鬥中所建立的豐功偉績和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精神。《伊利亞特》塑造了一系列古代英雄形象。

　　在他們身上，既集中了部落集體所要求的優良品德，又突出了各人的性格特征。阿喀琉斯英勇善戰，每次上陣都使敵人望風披靡。

　　他珍愛友誼，一聽到好友陣亡的噩耗，悲痛欲絕，憤而奔向戰場為友復仇。他對老人也有同情之心，允諾白發蒼蒼的特洛伊老王歸還赫克托爾屍體的請求。可是他又傲慢任性，為了一個女俘而和統帥鬧翻，退出戰鬥，造成聯軍的慘敗。他暴躁凶狠，為了泄憤，竟將赫克托爾的屍體拴上戰車繞城三圈。

　　與之相比，特洛伊統帥赫克托爾則是一個更加完美的古代英雄形象。他身先士卒，成熟持重，自覺擔負起保衛家園和部落集體的重任。

　　他追求榮譽，不畏強敵，在敵我力量懸殊的危急關頭，仍然毫無懼色，出城迎敵，奮勇廝殺。他敬重父母，摯愛妻兒，決戰前告別親人的動人場面，充滿了濃厚的人情味和感人的悲壯色彩。

　　《伊利亞特》所反映的時代正處於由原始氏族社會向奴隸製社會過渡的大變革時期。在原始的氏族社會，氏族和部落是以血緣關系為特征，即胞族、家族、部族而存在的。

　　人們的道德觀念也以這種血緣關系為出發點，一切以忠實家族血親的組長為正確，而且只要是維護家族利益的都是正確。

　　另外，在古希臘從氏族公社向奴隸製國家轉變的過程中，並沒有受到任何來自外部的和內部的暴力干擾。這種過渡主要是由兩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是人們私有觀念的出現，另一方面是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從而導致產品的剩余。

　　這使得古希臘的國家組織純粹是通過私有財產的產生和階級分化，直接從氏族公社中產生出來，而這些在史詩《伊利亞特》中都有所體現。

　　史詩以“阿喀琉斯的憤怒”為全篇的主線，史詩中阿喀琉斯的憤怒一共有兩次，而第一次阿喀琉斯之所以憤怒就是因為希臘聯軍的統帥阿伽門農奪走了他喜愛的女俘而憤然退出戰爭。

　　可見，這時期的古希臘社會奴隸製已經開始盛行。而且，奴隸們勞動所產生的剩余產品也已相當豐富，金銀飾品，象牙琥珀，奴隸主們享有各種各樣的奢侈品。

　　他們終日過著酒池肉林的生活，就如史詩中所描述的:“他們不是去掠奪自己百姓的綿羊和山羊，就是在舞場上搶奪桂冠”，而為他們提供這種生活的則是奴隸和士兵。

　　在原始的氏族社會，其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民主製，家族的大家長只是充當召集者的角色，而沒有決策權和命令權。而且，在產品和財物的分配上也是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

　　在《伊利亞特》中，希臘聯軍的統帥阿伽門農擁有許多的戰利品和女奴，而這些都是普通戰士在戰場上為他拚命爭取回來的。他與阿喀琉斯的爭吵就是由爭奪女俘所引起，可見這時的人們已經有了“我的”意識，即人們私有觀念的產生。

　　在對具體財物的分配爭奪上，體現了原始氏族社會與奴隸製社會的衝突。[4]柏拉圖認為，荷馬史詩屬於悲劇的范疇，而荷馬是“第一個悲劇詩人”。

　　《伊利亞特》描述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中最悲壯的一頁。它展示了戰爭的暴烈，和平的可貴;抒表了勝利的喜悅，

失敗的痛苦;描述了英雄的業績，征戰的艱難。　　它闡釋人和神的關系，審視人的屬性和價值;它評估人在戰爭中的得失，探索催使人們行動的內外因素;在一個神人匯雜、事實和想像並存、過去和現今交融的文學平面上對影響人的生活、決定人的思想、製導人的行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嚴肅的、認真的、有深度的探討。

　　《伊利亞特》所觸及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人生的有限和在這一有限的人生中人對生命和存在價值的索齲和平時期的生活是美好的。牛羊在山坡上漫步，姑娘們在泉溪邊浣洗;年輕人穿梭在笑語之中，喜氣洋洋地采擷豐產的葡萄。

　　詩人彈撥豎琴，動情的引吭高歌;姑娘小夥們穿著漂亮的衣衫，跳出歡快的舞步。然而，即便是典型意義上的幸福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包孕著悲愁的種子，人的屬類使他最終無法擺脫死的迫脅。人是會死的，不管他願不願意見到死的降臨。

　　人生短暫，短得讓人不寒而栗:裂地之神，你會以為我頭腦發熱，倘若我和你開打，為了可憐的凡人。他們像樹葉一樣，一時間風華森茂，如火的生機，食用大地催產的碩果;然而好景不長，他們枯竭衰老，體毀人亡。

　　人生如同樹葉的催發和枯亡;在第六卷第145—49行裡，荷馬已表述過這一思想。同時，荷馬史詩作為“古希臘人的《聖經》”，因對英雄主義的頌揚，被譽為“英雄史詩”。

　　而在這些英雄品質中，“勇氣”佔據重要地位。命運是人無法逃脫的悲劇性。阿基琉斯無法逃避命運，雖然他被稱為“捷足者”、“最勇敢的人”，但他終究要早死，所以才會有《伊利亞特》開頭其母忒提斯傷心的哀歎:“我的孩兒啊，不幸的我為什麽生下你?……你的命運短促，活不了很多歲月，你注定要早死，受苦受難超過眾凡人。”

　　赫克托耳亦複如是。因為天平倒向冥王哈迪斯一邊，固然他仍在人間奮勇作戰，但死亡的陰影已經扣上。英雄們落在必死的命運中，歌德曾為之感歎，綜觀整部史詩，告訴我們的僅僅是:“人注定了地獄般的悲劇。”

　　而且具有鮮明希臘特點的是，即使是作為高人一等、具有操縱力的神祗們，也不能左右命運的天平，神的親情與同情也無濟於事。當宙斯，最大的主神，預見他的兒子——呂西亞人的首領薩爾佩冬將為帕特羅克洛斯所殺，意欲將其帶出戰場送返故鄉，卻遭到赫拉的責問:“你說什麽話?

　　一個早就公正注定要死的凡人，你卻想要讓他免除悲慘的死亡?”宙斯隻得眼睜睜看著親子成為劍下亡魂，空留喟歎。在引用最廣的一段荷馬史詩中，渲染了這種命定觀與人生短促的悲歎:“正如樹葉的枯榮，人類的世代也如此。

　　秋風將樹葉吹落到地上，春天來臨，林中又會萌發，長出新的綠葉，人類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

　　那麽在古希臘人眼中，命定觀下只有消極逃避等待死亡嗎?恰恰相反，必死性的回應正是對命運的應戰。

　　既然人的一生已經注定了最終的歸宿，那麽在有限的時日內，如何發揮最大潛能，成為受人景仰的英雄而非碌碌無為的凡人，成為英雄們首先考慮的問題。整部《伊利亞特》關注的並不是英雄們究竟獲取多少利益，“更重要的是他們做事的方式，以及他們面對磨難和死亡的表現。”

　　英雄們憑借“勇氣”，生命的尊嚴在戰鬥中升華;依靠勇敢的無畏精神，從“人”成為“英雄”。他們面對任何對手，不管是凡人抑或神靈，甚至是命運本身，都有“勇氣”迎接挑戰。所以狄奧墨得斯在面對阿伽門農時凜然說:“他贈你權杖，使你受尊敬，卻沒有把膽量給你，膽量最有力量。”

　　有兩種形式的生命，一種是英雄的生命，短暫而光榮，另一種是普通人的生命，長久、衰退而無容光;要成為英雄，就必須顯得英勇頑強。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勇氣”成為在命定觀下尋求進取的重要工具，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出古代希臘的精神世界。所以，英雄們寧可光榮的死，不願苟且的生。“千萬不要讓我聽見人們說，英雄的血白流，它向後世一代又一代的人們提出了威風凜凜的挑戰。”

　　荷馬史詩中處處頌揚的“勇氣”，除了顯示當時的精神狀況，也折射時代的背景。誠如馬克思所說:希臘史詩的成長，“是一定社會階段的結果，並且是同它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複返這一點分不開的。”

　　在此不妨從“勇氣”出發，挖掘其中的時代烙印。[5]在英雄時代，對“勇氣”提倡與歌頌的背後，是社會生產力一定階段的反映。

　　由於時代的局限與工具製造的有限性，當時戰爭的特點是Othismos，亦即互相推撞，肉搏成為主要手段，自然需要高度的“勇氣”。同時，“勇氣”的高低直接與戰利品有關，而戰利品的多寡又與社會地位緊密相連。

　　英雄時代已經出現貧富與階級差別。當時希臘人以物易物，包括器具、牲畜與人，畜類的佔有量則成為貧富間的主要差異。上層欲保持地位，就需犒勞追隨者，這要求相應的土地和物質來源。

　　由於當時食品貿易仍然非常稀少，因而劫掠成為主要手段。在古希臘人看來，“劫掠是一種生活方式，獲取戰利品不僅使首領及隨從富裕，同時也是一種對他們男子氣概、技能和勇氣的考驗，進而帶來榮譽與榮耀。”

　　財富的背後，不僅是物質，更是榮譽，因而他們對於戰爭，更多的是一種“恥文化”而非“罪文化”。戰士們都要發揮自己最大的能量，來實現自我的價值，那些建功立勳的勇士們成為後世頌揚的“英雄”。

　　當然，鬥爭不僅體現在與外敵的對決中，在國家內部，例如阿喀琉斯與阿伽門農的衝突，希臘體制中的分立與矛盾也初露端倪。在英雄時代，人必須勇敢善戰才能得以更好地生活。這就是在“勇氣”所折射的時代背景。

　　誠如《世界古代神話》一書所言:“脫離了藝術的、祭祀的以及社會的語境，神話史詩便沒有生命力，而且將失去任何意義。”

　　在《伊利亞特》中所觸及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古希臘人樸素的人本主義思想傾向。

　　在“神樣的英雄”阿基琉斯上身，集中體現了人生的有限和在這有限的人生中人對生命和存在價值的求索這一問題。在史詩的第六卷，詩人荷馬表述了古希臘人的這一思想，在你死我活絞殺的戰爭中，人們尖叫著紛紛倒地，“頭臉朝下”，“手抓泥塵”。

　　即便是勇猛無敵的阿喀琉斯，最終也難逃戰死疆場的命運，但即便如此，阿喀琉斯寧可選擇成為眾人皆知的短命英雄，也不願庸庸碌碌地過活一生。這正體現了古希臘人對人生價值的認知和對自我個人價值實現的追求，人的渺小與偉大在此處彰顯得淋漓盡致。

　　手法結構《伊利亞特》是荷馬史詩中直接描寫特洛伊戰爭的英雄史詩，結構嚴謹，布局精巧。它以“阿喀琉斯的憤怒”作為全書的主線，其他人物、事件都環繞這條主線展開，形成嚴謹的整體。史詩善於用動物的動作，或用自然景觀、生活現象作比喻，構成富有情趣的“荷馬式比喻”。

　　例如書中寫到阿喀琉斯退出戰鬥，赫克托爾打得希臘軍隊四處奔逃，史詩用了這樣的比喻:“好像一隻野蠻的獅子攻進牛群，吃了一頭而嚇得其余的紛紛逃竄。”其中有名句“我的生命是不能賤賣的，我寧可戰鬥而死去，不要走上不光榮的結局，讓顯赫的功勳傳到來世”史詩節奏強烈，語調昂揚，既適於表現重大事件，又便於口頭吟誦。

　　《伊利亞特》高超的藝術手法常為後人所稱道。一般說來，史詩屬敘事詩的范疇。《伊利亞特》中的敘述分兩種，一種是詩人以講敘者的身份所作的敘述，另一種是詩人以人物的身份所進行的表述、表白和對話。亞裡斯多德稱第一種形式為“描述”，稱第二種形式為“表演”。

　　《伊利亞特》中，直接引語約佔一半左右，而直接引語即為人物的敘述(包括複述)，近似於劇中人(dramafis personae)的話白。毫無疑問，此類語言形式為表演式敘述提供了現成的材料。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伊利亞特》是介於純粹的敘事詩(即詩人完全或基本上以講述者的身份敘述)和戲劇(詩)之間的一種詩歌形式。

　　格律音律《伊利亞特》采用六音步長短短格[6](即揚抑抑格)，取其前長後短的下衝之勢。但是，荷馬史詩又不是長短短格的“一統天下”。

　　實際上，除第五音步外，其他音步亦可接受長長格(即揚揚格);此外， 第六音步更是長短短格的“禁區”，一般用長短格(即揚抑格)取而代之。

　　這樣，我們可用下列符號或符號組合，表示荷馬史詩(或六音步長短短格敘事詩，英雄史詩)的格律或節奏形式:—UUI—UUI—UUI—UUI—UUI—UUI—U荷馬是一位吟誦詩人，生活在一個還沒有書面文字，或書面文字已經失傳、尚未複興或重新輸入(至少尚不廣泛流行)的時代。

　　所以，《伊利亞特》首先是一部口頭文學作品。語言修飾口誦史詩的一個共同和顯著的特點是采用一整套固定或相對固定的飾詞、短語和段落。顯然，這一創作方式有助於詩人的構製。

　　記憶以及難度很大的臨場吟誦和不可避免的即興發揮。在《伊利亞特》裡，阿伽門農是“軍隊的統帥”(或“兵眾的首領”)，墨奈勞斯是“嘯吼戰場的”戰將;我們讀到“沉雷遠播的”宙斯。

　　“白臂膀的”赫拉、“足智多謀的”俄底修斯、“頭盔閃亮的”赫克托耳、“捷足的”阿喀琉斯、“脛甲堅固的”阿開亞人、“酒藍色的”大海和“土地肥沃的”特洛伊。這些程式化用語，不僅點出了被修飾者(名詞，人或物)的某個或某些特點、屬性和品類，而且有助於渲染和墨飾史詩凝重、宏偉和肅穆的詩品特征。英雄們“高大”、“魁偉”、“英俊”，在滿足了吃喝的欲望後雄辯滔滔，送吐“長了翅膀的話語”，或躺下享受睡眠的香甜。英雄們敢作敢為，盛怒時“惡狠狠地盯著”對手，陣亡後猝然倒地，“轟然一聲，鎧甲在身上鏗鏘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