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標題:魏晉南北朝考古考個啥

　周一，正常上課。

　蘇亦在考古專業上的第一節課，並不是俞先生的《戰國秦漢考古》，而是宿先生的《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也就是他拿來搪塞俞先生，不能擔任他戰國秦漢考古課助教的理由。

　然而，真實情況是，宿白先生並不需要他擔任助教。

　因為這門課程，能夠擔任助教的學生不止蘇亦一人而已。

　不管是馬世昌、姚華山還是許婉韻都可以擔任。有趣的是，宿白並不需要助教。

　其實，其他先生也並不是真的缺助教，他們只是缺研究生，好不容易見到一個好苗子，見獵心喜，都忍不住把蘇亦拐入他們的研究的方向而已。

　對此，宿先生作為導師，也並沒有反對。

　因為他對學生的要求就是做學問，面不能太窄，至少先秦與歷史時期這兩大段考古分別要能通。

　這話，並不說說而已。

　宿先生還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做表率，等考古專業獨立成系以後，宿先還率先和嚴文明先生在考古系開設“考古學通論”(上、下)。

　所以別以為宿先生只會講述古建以及魏晉南北隋唐考古。宿先生可以說全才，專與通都可以融會貫通的那種全才。

　跟古代建築課程一樣，這門課，蘇亦他們四個研究生都到齊了。

　雖然這兩門課程都不是他們的必修課，但自家老師開的課，誰又敢缺課呢。

　擱其他先生缺課就缺課了。

　但宿先生的課程缺課了，遇到相關知識，一旦不清楚，但後果是相當嚴重的。

　對於馬世昌、姚華山和許婉韻三人來說是如此，對蘇亦來說更是如此。

　他都到考古專業其他老師的課堂溜了一圈，唯獨缺宿先生的課，這樣的膽子，蘇亦目前還沒有。

　在宿先生的課堂上，蘇亦要多乖巧就有多乖巧。

　乖巧到，他都不敢繼續躲在後面，而是跟隨著馬世昌他們仨都坐在前排。

　說實話，前排不是啥好位置。

　太靠近講台。

　粉塵太多。

　如果坐中間的話，一不小心就被講台擋住視線，還要經常仰著腦袋，容易脖子酸。

　但沒有辦法，老馬同學習慣性坐前排，姚華山坐前排，就連許婉韻都坐前排了，他哪敢特立獨行。

　宿先生還沒到，他們四就先到了。

　許婉韻打趣，“你怎麽不坐後面去了?”

　蘇亦翻白眼，“傻子才坐後排。”

　馬世昌笑，“你們不要學我，我是習慣了，讀本科的時候，只要宿先生的課程都坐前排，這個習慣，舍不得改了。”

　這話說的，不是改不了是舍不得改。

　充滿歲月的滄桑。

　一聽，就知道窩在敦煌的這些年，這位馬師兄有多麽渴望回到北大的課堂上。

　實際上，不僅馬世昌渴望回到北大讀研，就連遠在敦煌研究所，現在擔任領導崗位的樊錦詩也渴望重回北大讀研，只不過條件不允許罷了。

　沒經歷過社會的毒打，不知道的在象牙塔的時光有多幸福。

　前世，他殺到北大讀書，付出極大的代價。

　高中的時候，暗戀的學姐考取北大中文系，他當時就特別想考北大，奈何，他是一個美術生，考北大是不可能考北大了，那麽退而求其次，

考取清華也不錯，畢竟清華美院專業對口。 奈何，清美不是想考就能考的。

　就算選擇最雞肋的藝術史論專業，他還是考不上，無奈隻好選擇廣美。

　在廣美讀美術史四年，最終還是入了文博的坑，這裡面最大的原因還是北大恰好有文博碩士點，那為啥不讀北大藝術碩士呢?

　因為美術方向，不招生。

　再說，文博也挺好，從美術史到文博，跨度並不算大，因為藝術史讀到最後，都會涉及到美術考古，甚至再偏離一點都可以從事佛教藝術考古，也就是當年北大閻文儒先生講授的石窟寺藝術。

　反正花了三年的時間，一根筋似的考北大，最終也能調劑雲大，然而，在雲大待了三年，你以為蘇亦就甘心了?

　並不沒有。

　心心念念要殺回北大讀博。

　不過人生一旦選擇妥協，再重啟夢想，就難上艱難了。碩士努努力還覺得可以夠得著，博士再會北大，憑啥啊?

　難不成因為臉大?

　碩士階段，沒弄出啥成果，發的論文都是水刊，想要申博，誰理你?

　這不，他當初想申請央美的博士，直接被李教授拒了。對於學渣來說，考試是一種作弊，也是一種相對公平的方式，申請考核制度則讓學渣無處遁形，對普通高校的學生來說想通過申博的方式拜入大牛的門下，幾乎沒可能。當然，考博的時候，想要考入大牛的門下，幾率也不大。

　反正讀博難畢業更難。

　相比較之下，碩士階段，不要太輕松。

　然而，那是相對於前世。

　對於現在的蘇亦來說，進入北大正兒八經的的重讀考古研究生，對於他來說還是有點吃力的。

　主要是他心變得大了。

　不然，老老實實跟著宿先生的培養方式走，也不至於每天都那麽累。

　蘇亦這段時間讀的書有點多。

　這段時間從圖書館借閱的書籍都可以把宿舍的書桌給擠滿了。

　他讀啥書，跟他睡一個屋的馬世昌最為清楚，住在他們隔壁宿舍的姚華山也不陌生，那麽許婉韻呢?

　其實也不陌生。

　畢竟倆人作為飯搭子，都那麽長時間了。

　因為馬世昌的感慨，許婉韻也不好繼續跟蘇亦開玩笑，就轉移話題，“你這段時間經常跑燕東園，魏晉南北朝史學的怎麽樣了?”

　蘇亦苦笑，“還在啃書，而且書太多了，感覺都啃不動了。”

　許婉韻好奇問，“都有哪些啊?”

　蘇亦隻好說，“好多。”

　說著，就跟許婉韻分享書單。

　他這段時間確實是啃書。

　通史部分，魏晉南北朝部分要翻。

　這一翻，就看很久。

　郭沫若的《中國史綱》，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之所以看這本，主要是范本通史還沒出版。除此之外，就是北大學生還在用的通史教材，翦伯讚的《中國史綱要》。

　除此之外，就是陳寅恪先生的相關著作。

　七十年代，讀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尤為困難，因為大量的書稿都是到八十年代以後出版的。

　甚至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出版《陳寅恪文集》，其實，陳先生生前也出版了諸多著作，比如《元白詩箋證稿》，早在1950年冬，執教於嶺南大學的時候就已經出版，1950年初刊後又經陳先生口授修訂而兩度重版。1955年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的第一次修訂本，58年又有第二版修訂本。

　《元白詩箋證稿》如果讀得懂的話，也挺有趣的。

　比如裡面就說到“元白”詩歌成就的區別，元指的就是元稹，而白則是白居易。元稹和白居易交情最好，又有一致的詩歌主張，世人將他們並稱“元白”。論到新樂府的創作，元稹的成就不及白居易。那麽為什麽元稹的成就不如白居易呢?

　陳先生的說法就是，白居易的新樂府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為不跑題，一詩一主旨，而元稹思則是廢話太多，經常跑題，一首詩裡面經常會有二三四個不同的主旨，不如白居易的詩具有感染力。

　而蘇亦書單上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63的時候，中華書局，也有過出版。

　除此之外，還有《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早在1943年5月由時在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不過當時的書名是《唐代政治史略稿》。這書早於1941年間在香港完成。

　說到《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這其中還有些軼事。

　“當年，胡適先生還吐槽過陳先生標點尤懶，不足為法。”

　“真的假的?”許婉韻好奇。

　蘇亦點頭，“真的，在胡適先生跟陳先生相關通信以及日記裡面有記錄，可不是我胡亂編撰的。”

　這確實不是蘇亦胡編亂造的，而是確有其事。

　《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冊第657頁，就有相關文字:讀陳寅恪先生的論文若乾篇，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實在寫的不高明，標點尤賴[懶]，不足為法。

　不過看著許婉韻狐疑的目光，蘇亦繼續說，“其實，陳先生1941年寫定的《唐代政治史略稿》，並不存在胡適批評的“標點尤懶”問題。可惜陰差陽錯，這本書稿寄出後，陳寅恪以為丟失了，遂請人用初稿“拚湊成書”，這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此後陳寅恪的視力每況愈下，終至完全失明。”

　說著，蘇亦就跟許婉韻分享自己理解的經過。

　“陳先生給他的弟子蔣天樞通信的時候，就曾經說，此書之出版，系經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拚湊成書，交商務出版。原在香港手寫清稿，則寄滬遺失矣。”

　然而，幾十年後蔣天樞主編《陳寅恪文集》，“以《元白詩箋證稿》為楷模，不許越雷池一步”，甚至原稿有“書名專名之符號”的，也“一概取消”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編輯《陳寅恪文集》時，充分尊重了陳寅恪的意願，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了補救。

　其實後來，《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寫清稿還是被保存下來了。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陳寅恪文集》後，當時保管這份手稿的企業家王兼士先生將此手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這些軼事，前半部分可以說，後半部分卻沒法亂說了，因為他還沒發生。

　這個時候，蔣天樞編校的《陳寅恪文集》，最早一冊是《元白詩箋證稿》，1978年4月出版，不過這時並沒有文集的名義，僅是再版。

　在《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兩編中有大量文史互證的論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也有不少的部分涉及文史互證。

　甚至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裡引韓愈名篇《送董邵南序》，從而考究出唐代中後期的文人在京師政壇的不如意，進而到河北去尋求出身，從側面反映出，地方與中央兩者政治生態的對立，以及當時士人的抉擇。

　看這些書挺有意思。

　但這些書合適慢慢看。

　短時間內大量翻閱，就會有一種頭皮發麻的感覺。

　蘇亦對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前世看的不多，但他讀研的時候，講述文獻學的教授在講述版本校勘部分的時候尤為喜歡講陳寅恪先生的作品，這也是沒有辦法，誰讓他讀研的時候文博專業放在歷史學院下面，講述文獻學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從歷史學的角度去講述而非考古學。

　倒是，讓他對這些名人著作，有些大致的了解。

　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對於普通人來說，讀的可能有點吃力，可讀性不如萬繩楠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但對現階段的蘇亦來說，相關著作讀多了，也就習慣了。

　除了陳寅恪先生的著作，肯定還有周一良先生的相關著作。

　雖然周一良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還沒有出版，但周先生卻贈送了他不少論文，有手抄版，有油印版，是周先生手動合訂在一起的。甚至不少部分生怕蘇亦看不懂，還特意做了相關修訂。

　所以，周一良先生的這部分論文，蘇亦基本上每天都翻，沒事乾就翻。

　可以說，北大諸位先生，對他學業影響最大的兩位先生，除了宿白先生之外，就是周一良先生。

　這兩位先生，贈送給他的書籍，都有大量的注釋。在相關文章旁邊還給他列了不少的著作。

　所以在魏晉南北朝史部分，蘇亦讀的最用心就是周一良先生的相關論文。

　此外，其他人的著作，蘇亦也讀，比如唐長儒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這書三聯書店1955年7月第1版，1978年4月第4次印刷。

　蘇亦借閱的時候，恰好就是全新版本。

　必讀的書單，除了以上這些，還有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這書老早就出版了，62年的時候，還重印過。

　想要學佛教考古，這書確實必讀本。

　其實除了上面這些書之外，蘇亦也挺想看田余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奈何這書還沒出版。

　這個年代，就是這樣，後世很多耳熟能詳的專著，這年代都沒出版。

　只能搜集相關論文翻翻，解解饞。

　有時候，太繁瑣了，蘇亦也懶得翻看。

　然而，作為宿先生的學生。

　蘇亦學的是考古學而非歷史學，他讀的這些書，最終還是為了相關的歷史時段考古服務的。

　唯一讓蘇亦遺憾的是，宿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輯叢》還沒出版。

　不然，順理宿先生相關成果就更加方便了。

　就算如此，當他分享書單的時候，許婉韻都只能感慨，“年輕人精力就是旺盛。”

　我在北大學考古 htt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