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學考古 ()”

入學的第三天，歷史系正式開課。

相比較要上一周勞動課的77級，78級的小夥伴就幸福多了。

不用上勞動課，也不用軍訓。

當然，開課是本科生的事情，對於研究生來說，除了每周的導師見面會，其他時間隨意。

然而，那是對別人的，蘇亦可沒有那麽瀟灑，因為他沒有讀過本科，宿白先生直接讓他跟著本科生上課。

什麽時候，授課老師覺得他的水平可以了，他便可以自由選修課程。

這樣一來，可就要了蘇亦的命。

他之前之所以報考研究生，不願意讀本科，除了高考需要考公共課程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本科的課程太枯燥乏味，同樣，也太基礎了，還有就是時間太不自由。

都讀研究生了，還跟本科生一樣，天天按部就班在課堂被動接受老師教授專業知識，那這研究生白讀了。

當然，宿白先生也不是真的讓他跟本科生一樣在歷史系讀四年書，要真是這樣，直接把轉入本科就行了，還留他當研究生幹啥。

用大師兄馬世昌的話來說，就是宿先生想要磨一磨蘇亦這個小師弟的性子，同樣，也想讓他接受一下系統的本科課程，夯實他的歷史基礎。

於是，就這樣，蘇亦在北大的一堂課就是跟隨著歷史系的本科生在上中國通史。

依舊是文史樓的階梯教室，而授課的老師名字讓蘇亦有些陌生——張光達。

不過來上課之前，蘇亦多少了解對方的資料，知道這位老師是河北青縣人，1953年畢業於北大歷史系，是歷史系的副教授，57年的時候，受到一些衝擊，但，在北大歷史系屬於學術水平極為優秀的中青年教授。

沒有錯，31年出生，還不到五十年歲的張光達，在北大歷史系已經屬於第二梯隊的的骨乾教授了。

再上面，就是鄧廣銘先生這些老一輩的教授了。

而且根據馬世昌的講述，張光達致力水平還是很不錯的。

更加難得是，他還通曉多種外語。

治學注意借鑒中外歷史學家的經驗，重視利用出土文書資料考證中外文獻記載。研究重點為西域史地，特別重視研究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對西域綠洲國家的影響、唐代以來多民族在西北地區的活動、各種文化在西域匯聚和匯合的過程。

來之前，馬世昌還對蘇亦說，“你之前發言的時候不是提到蒙滿回藏鮮之學嗎?這些領域，跟張教授也重疊部分，你上他的課，或許有意外之喜。”

話雖如此，但蘇亦真的跟著本科上通史課程的時候，意外倒是沒有感受到，倒是，這位張教授挺意外了。

因為這老師見到坐在後面的蹭課的蘇亦之後，上課的第一句話就是，“沒有宿教授的高足也來聽課，看來，我這堂課要好好講了。”

瞬間，課堂又是一陣哄笑。

因為蘇亦在歷史系太出名了，想要低調都不行，就算他刻意坐在階梯教授的後面也沒用，照樣被認出來。

“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是歷史系的兩門基礎課，新生一進大學就開始上，中國史、世界史和考古三個專業都在一起上課。

所以大教室裡面七八十個人，這一哄笑，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蘇亦的身上。

好在對於這種目光，蘇亦都習慣了，也沒有如坐針氈的感覺。

連忙回話，“因為我沒讀過大學，所以想跟諸位同學一起來上課，如果張老師不介意的話，我以後時間允許的話都會過來，您看行嗎?”

張光達笑，

“自然是可以，我們北大的大課別說咱們歷史系的研究生，就算其他院系的學生過來，咱們都歡迎。”也對。

北大各院系之間的大課，互相蹭課的學生特別多。

有時候，本科生研究生都如此，遇到自己感興趣的課就去蹭。

教室的座位不夠，就擠在過道上，實在不行，混在走廊上也可以。

這也算是這跟年代北大的風氣。

到了後世，這種風氣就沒有濃厚。

這個時候，白壽彝的《中國通史》還沒有出版，北大的自己的教材也沒有出來，使用的還是剪伯讚先生的《中國史綱要》，作為北大前任歷史系主任，剪老在北大具有極高的影響力，他編著的《中國史綱》是在重慶時期完成的，甚至編著完畢，第一個就送給周總理觀閱。

這本書，用後世的眼光來看，肯定有許多不足，但剪伯讚先生被稱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就說明他的開創之舉，在這本書融入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觀念。

一直以來都是北大歷史系的主要通史教材。

實際上，這個年代，不僅僅是有《中國史綱》還有郭老《中國史稿》，不過《中國史稿》是郭老集社科院歷史所全體之力編著的，而《中國史綱要》則是剪老集北大之力編著而成的，各有各有的優缺點。

但在這個年代，都是優秀的通史教材。

對於蘇亦來說，唯一的缺憾，就是意識形態太過於濃厚，當然，對於這個時代的學生來說，這依舊不可多得優秀的教材。

而且，跟大部分的通史教材一樣，都是從史前時代開始講述的，畢竟大家都熟悉的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再到夏商周。

不過因為時代限制，考古材料有些不足，所以得出的結論往往跟現實有出入。

比如爭議極大的夏朝，在這本書裡面基本上給出了確定的答案。

不過這個缺點，不僅在《中國史綱要》裡面，就連歷博的中國陳列也存在這樣的缺憾。

但對於初窺門徑的歷史系第一新生來說，這本書的內容足夠了。

不過對於蘇亦來說，這本書教授的內容太淺了。

尤其是關於舊石器時代的講述，對於他這個考古專業出身的學生來說槽點太多。

甚至，人類起源部分幾乎都是一筆帶過。

帶過了怎麽辦?

只能不講述了。

同樣，張光達教授也沒有講述。

所以整節課停下來，蘇亦昏昏欲睡。

等到下課的時候，還是旁邊的學生把他搖醒，剛走出教室就發現張光達教授刻意停下來等他。

“蘇亦同學，咱們聊一聊?”張教授說。

對於這樣的提議，蘇亦當然無法拒絕。

兩人一邊走邊聊，主要是張光達在問，“蘇亦同學，剛才在課堂上一直在睡覺，是覺得我講課的水平不行嗎?”

蘇亦連忙搖頭，“並非如此，張教授授課很風趣，同學都喜歡聽，只不過通史，對於我來說，內容太過於基礎了。”

張光達啞然失笑，“也對，你可是連何尊銘文都讀懂的人，甚至還是考古專業的研究生，今天這節課講述就是史前時代，這就是你們考古專業的大本營，淺薄也是應該的，同樣，這也不是我的所擅長的。”

蘇亦點頭，“來之前馬世昌師兄跟我說過張老師的情況，所以希望能跟學習一下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魯番出土官府文書、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等方面的研究。畢竟，我是學佛教考古的，未來肯定離不來這些內容。”

張光達恍然，“原來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蘇亦說，“宿先生覺得我在這個方面基礎不足，就給我推薦張老師您。”

張光達說，“那行，下一次過來，我給你推薦一個書單吧，到時候，你就寫一篇關於西域史方面的論文，什麽時候寫完了，你就不用過來我這邊聽課了，系裡面安排我的課程估計要到大二大三了。”

話雖如此，但張光達還直接給蘇亦當場推薦書單了。

恰好蘇亦有空，就順帶跑一趟圖書館。

文史樓三樓是考古專業的閱覽室，但收藏的書籍基本上都是關於考古專業的，一些歷史類藏書還是要去圖書館借閱。

北大的圖書館是75年剛建成，也就是後世的老館。

今年才78年，也才建好三年，對於這年代北大學生來說，北大圖書館可以說整個北大最為豪華的建築物了。

尤其是圖書館大廳還擺著一本巨大的牛津詞典，厚厚的外語詞典就直接擺放在圖書館的大廳的中央，對於每一個進入圖書館的北大學生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力。

不說別的，在視覺效果上就極為震撼。

也向北大的全體學生傳遞一個信息，英語時代要到來了。

蘇亦上一次跟陳飛過來圖書館借書的時候，還沒有怎麽注意到這點，到這一次過來，怎麽都沒有辦法忽略這個存在。

蘇亦只能夠感慨，自己的心境變了。

那天我從圖書館南門進去，一上二樓就見前面有一位白發老人，他步履快捷不失穩健，每到一個閱覽室門口都要停下來側身朝裡面探望一陣。這樣我很快就趕到了老人的前面，於是不禁回頭去看他，頓時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頭短發精白，神采奕奕，滿面紅光——典型的鶴發童顏！老人每看到閱覽室裡坐滿了發憤讀書的學生，臉上就露出欣喜滿意的笑容。見此容貌神情，我猜想老人一定是一位學術大師。

正好我們都走到二樓中央的出納台借書，在他填借書條的時候我特意看他的簽名——周一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編通史”的主編(周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同學們都簡稱為“周編通史”)！換了現在，我一定會馬上請周先生給簽個名，像粉絲們經常做的那樣。可惜當時我有那個心還沒那個膽，只有呆呆地站在那兒，直到看著周先生的背影漸漸離去，心裡湧動著一股暖流，感到能在這樣的學術權威身邊學習真是幸福極了！

後來我知道，周先生不僅是我國的世界史學術權威，也是中國史的學術權威，是學術界所謂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武漢大學的唐長孺、山東大學的王仲犖和北京師范大學的何茲全)。當時我從圖書館借讀了周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那時還只有1963年由中華書局出的那一版，我特別喜歡那一版正文中小字夾注的格式，感覺文字內容厚重，學術感特別強。這本書後來由北大出版社再版，改了版式用頁下注。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向周先生請教時談到我更喜歡舊版，周先生溫和地笑了(熟悉的人肯定都知道，周先生的笑容非常有特點，我想那應該就是中國傳統所謂的儒雅敦厚)， 說出版社認為那樣不便讀者閱讀。

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棲霞山考察時，宿先生近八十高齡還與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畫蕭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建築史”，宿先生前往旁聽，隨之對中國古代建築產生了興趣。不過，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的中國古代建築，是“專為學考古的同學開設的”，不同於一般的中國古代建築史。1946年10月，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援庵)和北平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裡(斐雲)分別被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名譽教授和兼任講師，宿先生隨陳援庵先生學習史源學，尤其佛籍目錄，後來為我們開設《漢文佛籍目錄》時，明確提出:“要初步解決兩個實際問題，一、如何檢查漢文佛籍?二、漢文佛籍對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趙斐雲先生當時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史料目錄學”和“版本學”等課，期間受聘北京大學圖書館指導近代藏書家李盛鐸舊藏的編目工作。1940年，李盛鐸(號木斎)氏木犀軒的藏書9087種售予北京大學，其中名貴的舊刊本和罕見本約佔全書三分之一強，純版本性質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歷代流傳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時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來著名學者和藏書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寫本和朝鮮古刻本等。宿先生從趙斐雲先生學習史料目錄學和版本學，因當時先生兼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編目員，便“從趙斐雲先生整理李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