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林覺民，與妻書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雲: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我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為是，而亦無詞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憶後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為吾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余淚痕。又回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複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啟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重圓?則較死為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吾今死無余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吾死後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

　　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為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的非吾所忍。吾愛汝至，所以為汝謀者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未三月廿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為幸。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而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為汝言之。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彀?司馬青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雲: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於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憶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嘗語曰:“與使吾先死也，無寧汝先我而死。”汝初聞言而怒，後經吾婉解，雖不謂吾言為是，而亦無詞相答。吾之意蓋謂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與汝，吾心不忍，故寧請汝先死，吾擔悲也。嗟夫！誰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憶後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旁一室，為吾與汝雙棲之所。初婚三四個月，適冬之望日前後，窗外疏梅篩月影，依稀掩映;吾與(汝)並肩攜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語?何情不訴?及今思之，空余淚痕。又回憶六七年前，吾之逃家複歸也，汝泣告我:“望今後有遠行，必以告妾，妾願隨君行。”吾亦既許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語汝，及與汝相對，又不能啟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勝悲，故惟日日呼酒買醉。嗟夫！當時余心之悲，蓋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到那時使吾眼睜睜看汝死，或使汝眼睜睜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離散不相見，徒使兩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來幾曾見破鏡能重圓?則較死為苦也，將奈之何?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吾今死無余憾，國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歲，轉眼成人，汝其善撫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吾死後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後日當甚貧，貧無所苦，清靜過日而已。

　　吾今與汝無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

　　吾平生未嘗以吾所志語汝，是吾不是處;然語之，又恐汝日日為吾擔憂。吾犧牲百死而不辭，而使汝擔憂，的的非吾所忍。吾愛汝至，所以為汝謀者惟恐未盡。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吾今不能見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時時於夢中得我乎！一慟！辛未三月廿六夜四鼓，意洞手書。

　　家中諸母皆通文，有不解處，望請其指教，當盡吾意為幸。

　　薑尚，名望，呂氏，字子牙，或單呼牙，也稱呂尚.漢族，生於公元前1156，死於公元前1017年，壽至139歲，先後輔佐了六位周王，因是齊國始祖而稱“太公望”，俗稱薑太公。東海海濱人。西周初年，被周文王封為“太師”(武官名)，被尊為“師尚父”，輔佐文王，與謀“翦商”。後輔佐周武王滅商。因功封於齊，成為周代齊國的始祖。他是中國歷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謀略家。

　　薑太公，即呂尚(史稱太公望;史書皆稱呂尚、呂望;俗稱薑太公、薑子牙)，為炎帝之後本為薑姓，因其先祖伯夷為堯帝四嶽，在舜帝時為秩宗，典朕三禮，佐大禹平水土功勞很大，為禹帝的股肱重臣，受封為呂侯，封地為呂國，為呂氏始祖，後世從其封姓(根據先秦及之前胙土命氏男子稱氏的規定)，故曰呂尚。享齊國祀者必呂氏，故史記雲:蓋太公之卒百有余年子丁公呂伋立;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相傳薑尚的先世為貴族，故為呂氏，名呂尚。薑子牙家道中落，至薑尚時已淪為貧民。為維持生計，薑尚年輕時曾在商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宰牛賣肉，又到孟津(今河南孟津縣東北)做過賣酒生意。他雖貧寒，但胸懷大志，勤苦學習，始終不倦地研究、探討治國興邦之道，以期有朝一日能夠大展宏圖，為國效力。直到暮年，終於遇到了施展才華之機。當時，正是東方大國殷商王朝走向衰亡的時期。殷紂王暴虐無道，荒淫無度，朝政腐敗，社會黑暗，經濟崩潰，民不聊生，怨聲載道。而西部的周國由於西伯姬昌(後為周文王)倡行仁政，發展經濟，實行勤儉立國和裕民政策，社會清明，人心安定，國勢日強，天下民眾傾心於周，四邊諸侯望風依附。壯心不已的薑尚，獲悉姬昌為了治國興邦，正在廣求天下賢能之士，便毅然離開商朝，來到渭水之濱的西周領地，棲身於磻溪，終日以垂釣為事，以靜觀世態的變化，待機出山。一天，薑尚在磻溪垂釣時，恰遇到此遊獵的西伯姬昌，二人不期而遇，談得十分投機。姬昌見薑尚學識淵博，通曉歷史和時勢，便向他請教治國興邦的良策，薑尚當即提出了“三常”之說:“一曰君以舉賢為常，二曰官以任賢為常，三曰士以敬賢為常。”意思是，要治國興邦，必須以賢為本，重視發掘、使用人才。姬昌聽後甚喜，說道:“我先君太公預言;‘當有聖人至周，周才得以興盛。’您就是那位聖人吧?我太公望子(盼望先生)久矣！”於是，姬昌親自把薑尚扶上車輦，一起回宮，拜為太師，稱“太公望”。從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薑太公釣魚周文王死後，周武王姬發繼位，拜薑尚為國師，尊稱師尚父。薑尚繼續輔佐周國朝政。一次，周武王問道:“我欲輕罰而重威，少行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能教化民眾，何道可行?”薑尚答曰:“殺一人而千人懼，殺二人而萬人懼，殺三人而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賞二人而萬人喜，賞三人而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而千人行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眾，此明君之威福。”武王言聽計從，時時慎於行賞，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愈益清明。而此時的殷商王朝政局更加昏暗，叛殷附周者日多。周朝逐漸羽翼豐滿，國勢日隆。武王九年，為了探察諸侯是否會集而東討商國。周軍在薑尚的統帥下，浩浩蕩蕩開到孟津，周武王在這裡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發表了聲討殷紂王的檄文。屆時800諸侯會諸此地(當時的諸侯國都很小，商朝國土中竟達1800多個。後來的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是在兼並混戰中形成的較大的諸侯國)，顯示了武王的聲威。當時許多諸侯都說，“商紂可伐！”武王和薑尚則認為，時機尚不成熟，殷商王朝的統治雖已陷入內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但其內部尚無明顯的土崩瓦解之狀，如果興師伐紂，必然會遭到頑強抵抗。於是，決定班師而回。這次行動，實際是滅商前的一次預演，在諸侯國間產生了強烈影響，使更多諸侯聽命於周武王。薑子牙畫像與雕像(10張)武王十一年，殷商王朝統治集團核心發生內訌，良臣比乾被殺，箕子被囚為奴，微子啟懼禍出逃，太師疵、少師強投降周武王。武王問薑尚:“殷大臣或死或逃，紂王是否可伐?”薑尚答道:“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賓殃。”武王聞言，決意舉兵伐紂。遍告諸侯說:“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以薑尚為主帥，統領兵車300乘，虎賁(猛士)3000名，甲士4.5萬人，以“吊民伐罪”為號召，聯合諸侯各國，出兵進取商都(參見周滅商之戰)。但佔卜結果卻不吉利，部隊行至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旗折鼓毀，群公疑懼，有人甚至請求還師。只有薑尚堅持出兵，“今紂刳比乾，囚箕子，伐之有何不可?舉事而得時，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他說那些佔卜用的龜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麽吉凶。薑尚親自援袍而鼓，率眾先涉河，武王最終聽從了薑尚的意見，，統兵前進。薑子牙二月甲子(二月五日)，周武王率領大軍會合庸、蜀、羌、微、盧、彭、濮等方國部隊戰車四千乘陳師牧野(今河南淇縣南)，與紂王的17萬大軍展開決戰(參見牧野之戰)。拂曉，進行莊嚴的誓師——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牧誓”，誓詞歷數紂王聽信寵姬讒言，招誘四方罪人和逃亡奴隸，暴虐地殘害百姓等罪行，說明伐紂的目的乃代天行罰，宣布戰法和紀律要求，激勵戰士勇猛果敢作戰，武王使尚父親統百名精銳勇土“致師”——發起挑戰，接著指揮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乘勢馳逐衝擊。紂師雖眾，皆無鬥志，而且“前徒倒戈”——前面的士卒調轉槍頭指向商軍，給武王開路。武王見此情景，指揮全軍奮勇衝殺，結果，商紂王的十幾萬大軍，當天就崩畔瓦解。三妖被薑尚及大周軍士斬首示眾。紂王見大勢已去，在鹿台投火**，至此，殷商王朝宣告滅亡。牧野之戰所以能大獲全勝，多賴薑尚英明的組織指揮。在作戰時機的把握上，選擇在紂王麻痹松懈、眾叛親離之時;在力量的組織上，以“吊民伐罪”為號召，聯合諸侯共同伐商;在作戰指揮上，首先以兵車、猛士從正面展開突擊，爾後以甲士展開猛烈衝殺，一舉打亂了商軍的陣勢，奪取了戰爭的勝利。周朝建國之後，薑尚因滅商有功，被封於齊，都城營丘(今日臨淄市臨淄北)。薑尚東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對他說:“我聽說過時機難得而易於失去，作為一個客人，安於路邊旅店中的享樂，恐怕不象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樣子。”太公聽了，夜裡穿起衣服馬上前行，天亮時到達營丘，正好遇到萊國的人來與他爭奪營丘。薑尚在齊國政局穩定後，又開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順應當地的習俗，簡便周朝的繁文縟節。大力發展商業，讓百姓享受魚鹽之利。於是天下人來齊國的很多，齊國成為當時的富國之一。在周成王時，管叔、蔡叔作亂，淮河流域的少數民族也趁機叛亂(參見周公東征)，周王下令給薑尚說:“東到大海，西到黃河，南到穆嶺，北到無棣，無論是侯王還是伯男，若不服從，你都有權力征服他們。”從此，齊國成為大國，疆域日益廣闊，使之成為後來的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之一。戰亂最終被周公姬旦給平叛。太公薑尚活了一百多歲而卒，但葬地不詳。為逃避戰亂，祖孫後代改姓了丁(因北方的薑與南方的丁同音)位於湖南常德一帶。薑子牙相傳兵書《六韜》為薑尚所作，後人考證系戰國時人依托於他的作品。但從現存的內容看，基本上反映的是薑尚的軍事實踐活動和他的韜略思想。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指出:“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由此看來，薑尚實為中國謀略家的開山鼻祖。薑尚是中國古代第一個軍師型的軍事家，其軍事韜略在中國戰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後世用兵起了深遠的影響。

　　商鞅(約前395年—前338年)，漢族，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衛氏。又稱衛鞅、公孫鞅((衛鞅之“衛”即氏於國，商鞅之“商”即氏於居或氏於官，又“諸侯之子曰公子，諸侯之孫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孝公死後，受到秦貴族誣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車裂而死。商鞅在秦執政約二十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並使秦國長期凌駕於山東六國之上，為後來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魏惠王對公叔痤囑托不以為意，也就沒有照做了。公孫鞅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欲收復秦之失地，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商鞅四見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強國之道四種君主之策。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讚許，強國之道成為秦國強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複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準備。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製，獎勵生產和戰鬥，登記戶口製，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複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昂將軍，魏割河西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鞅第一次變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楊寬《戰國史》185頁有這樣一段說明:電視連續劇《大秦帝國》中的商鞅“《史記秦本紀》說:秦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為左庶長。’據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衛鞅為左庶長。但是《史記商君列傳》說: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據此則下令變法，應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衛鞅任左庶長之後。兩說相較，當以後說為是。《戰國策·秦策》一說:‘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韓非子和氏篇》又說: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王先謙《集解》認為‘八’上脫‘十’字，是對的。從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以後，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來計，正是18年。”據此，商鞅第一次變法應在公元前356年。商鞅(劇照)公元前340年，衛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國，魏將公子印原是衛鞅在魏國時的朋友，衛鞅就請公子印和談，公子印及友情毫不懷疑，結果衛鞅在會談後生擒魏將公子印，趁機大破魏軍，迫使魏國交還過去奪走的河西之地。魏惠王說:“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於商(今陝西省商洛市丹鳳縣商鎮)15個邑，號為商君。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曾生擒公子印，拒絕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商，舉兵抵抗，結果失敗戰亡，而後被下令車裂其屍。商鞅第一次變法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這次變法的主要內容有:(1)頒布法津，制定連坐法商鞅把李悝制定的《法經》帶到秦國，加以公布實行。並把"法"改為"律"，增加了連坐法，從而把秦獻公時實行的什伍製變成相互監督糾發的連坐製。商鞅的法律規定什伍間要"相牧司連坐"，即一家有罪而九家相揭發。若不揭發，則十家連坐。受到連坐的罪十分重。商鞅制定的法律規定:不揭發檢舉的"腰斬"，檢舉揭發的同斬敵人首級一樣受到賞賜，窩藏有罪的人與投降敵人同罪。降敵罪的懲罰是本人斬首，全家罰為刑徒作苦役。(2)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行按軍功受賞的二十等爵製為鼓勵秦人作戰勇猛，商鞅規定國家的爵位按將士在戰場上斬獲敵人首級的多少來計算。斬得敵人甲士首級一顆的，賞給爵一級。願做官的，任以年俸50石的官職。官爵的提升與斬首級數相稱。爵位從一級到二十級，愈高享受的待遇、特權愈優厚。如升到第十級"五大夫"時，賞賜給300戶人家的稅地。爵位在五大夫以上，除享有600戶人家的租稅供他食用外，還有權收養賓客。有爵位的人，犯了法，還可以減免，"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已。"④貶是指降低爵位，"已"是取消爵位。官職和待遇的獲得一律取決於軍功，使過去的舊貴族，商鞅雖是國君的宗室族人，沒有軍功也不能獲得爵位。"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即不能靠出身就獲得爵位，享受特權。這就嚴重打擊了舊貴族的勢力。(3)重農抑末，發展農業生產商鞅把李悝"盡地力之教"的措施帶到秦國，在社會生產中，特別重視農業生產領域。商鞅根據秦國地廣人稀、荒地多的特點，把重點放在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來發展農業生產方面。他在變法中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商鞅為了發展農業生產，除制定"複其身"的獎勵措施外，還規定:凡是一家有兩個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須分家，各立戶頭，否則就要出加倍的賦稅和勞役，以鞏固和發展封建生產關系。把大家庭分割成小家庭，成為戶頭的成年男子就不能再在大家庭的掩護下，遊手好閑。戶主為了不被"舉以為收孥"，就只有努力耕織。商鞅發展秦國農業生產的另一個措施是招徠地少人多的"三晉"之民，來秦國墾荒，為此他制定"徠民"政策。他用法令規定:三晉(韓、趙、魏三國)民眾來秦國定居，就有地有房，三代免除徭役，不用參加戰爭。墾荒的特別優待，10年不交納賦稅。"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讓秦國人當兵打仗，新來的人種田解決糧食問題，從而使秦國的兵源和糧食問題都得到解決。農業是古代社會中最重要的一個部門，是人們衣食之源，立國之本。(4)建立郡縣製，由國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加強中央集權。商鞅在變法中，制定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的法令和措施，使秦國的農業得到大發展，秦國也由此更加強盛起來。商鞅初次在秦國變法，觸犯了舊貴族的利益，引起他們的強烈反對，國都中"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但是在秦孝公的有力支持下，新法得到推行。由於變法的成功，秦國在對外戰爭中不斷取得勝利，秦孝公十年，商鞅由左庶長升為大良造，相當於中原國家中的相兼將軍的官職。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實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一、廢井田，開阡陌(阡陌就是田間的大路)。秦國把這些寬闊的阡陌鏟平，也種上莊稼，還把以前作為劃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樹林、溝地等，也開墾起來。誰開墾荒地，就歸誰所有。土地可以買賣。二、建立縣的組織，把市鎮和鄉村合並起來，組織成縣，由國家派官吏直接管理。這樣，中央政權的權力更集中了。三、遷都鹹陽。為了便於向東發展，把國都從原來的櫟陽遷移到渭河北面的鹹陽(今陝西鹹陽市東北)。這樣大規模的改革，當然要引起激烈的鬥爭。許多貴族、大臣都反對新法。有一次，秦國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頭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師傅應當受罰。”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都治了罪，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了字。這一來，一些貴族、大臣都不敢觸犯新法了。這樣過了十年，秦國果然越來越富強，周天子打發使者送胙肉(祭祀時供神的肉)來給秦孝公，封他為“方伯”(一方諸侯的首領)，中原的諸侯國也紛紛向秦國道賀。魏國不得不割讓河西土地，把國都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

　　⒈頒布法律，制定什伍連坐制度，輕罪用重刑。將李悝《法經》頒布實行，增加了連坐法。就是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互相告發，同罪連坐，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不告發的腰斬。一家藏“奸”，什、伍同罪連坐。客舍收留無官府憑證的旅客住宿，主人與“奸人”同罪。⒉獎勵軍功，建立二十等軍功爵製，秦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從低到高]:1公士2上造3簪嫋4不更5大夫6官大夫7公大夫8公乘9五大夫10左庶長11右庶長12左更13中更14右更15少上造16大上造17駟車18大庶長19關內侯20列侯。各級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權。規定斬敵甲士首級一顆賞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服勞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應的政治、經濟特權越大。宗室、貴戚凡是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不能享受貴族特權。爵位高的還可以“稅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贖罪。⒊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拏”(意思是盡力從事男耕女織的生產事業，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從事工商業和因不事生產而貧困破產的人，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府為奴隸)。⒋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⒌改法為律。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歸於一”的功能。⒍輕罪重罰，強化法律意識，不赦不宥。主張凡是有罪者皆應受罰。⒎鼓勵告奸⒏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特權。如廢除世卿世祿制度。規定除國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⒐強化中央對地方的全面控制，剝奪舊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權。⒑統一度量衡。第二次變法主要內容公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兩點:⒈“開阡陌封疆”。破除過去每一畝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頃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來的“百步為畝”，開拓為240步為一畝，重新設置“阡陌”和“封疆”。國家承認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私有權，在法律上公開允許土地買賣。⒉普遍推行縣製。把秦國劃為41個縣，在未設縣的地方，把許多鄉、邑，聚合並成縣，共新建31縣。設縣令、縣丞，由國君任免。

　　商鞅所處的時代是我國由新興的封建制取代腐朽的奴隸製的變革時代。當時周室衰微，諸侯互相攻伐，鬥爭非常激烈，誰想立於不敗之地，誰就得尋求自強的途徑。前361年，秦孝公為改革秦國的落後局面而下求賢令，這就給躊躇滿志的商鞅絕好的機會。到秦國後，商鞅向秦孝公進說“強國之術”，孝公大為讚賞，於是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其主要內容包括:廢除舊貴族的世襲特權，實行軍功爵製，獎勵軍功，禁止私鬥;實行編戶製和連坐法;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獎勵個體小農經濟。這些改革，消弱了舊貴族勢力，迅速地發展了經濟，使落後的秦國日益富強起來。10年之後，秦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都趕上或超過了東方六國，一躍而為頭等強國。前350年，秦國遷都鹹陽，積極地進行東進的戰略準備，被升任為大良造(相當於丞相地位)的商鞅又實行了第二次變法。這次變法的內容是:普遍推行縣製;廢井田，開阡陌;統一度量衡;制定秦律;燒詩書，禁遊學，加強思想統治。在孝公的支持下，商鞅的變法再次得以順利實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秦國更加國富民強。李斯曾評價商鞅的變法，說:“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富，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附。”王安石《商鞅》一詩中寫道:“自古驅民在誠信，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不僅有突出的政治才乾，而且有霏凡的軍事才能。前340年，商鞅率秦軍攻魏國西部邊境，雙方勢均力敵，秦很難迅速取勝，商鞅就寫信給魏公子，假意與魏公子言舊，約公子飲酒會盟，魏公子毫不懷疑，如約而來，恰好就中了商鞅的埋伏，魏軍大敗，迫使魏國歸還了過去從秦國掠去的河西之地，解除了魏對秦的威脅。為此，商鞅得到了於、商的封地15個城邑，號為商君。王安石認為: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王志飛版商鞅(8張)鞅能令政必行。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國方略。”而資治通鑒中說:“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雖說商鞅刻薄，所謂“亂世用重典”本也無可厚非，反而說明商鞅之誠信品質。梁啟超也在《中國六大政治家》中，將商鞅列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與管仲、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張居正同列(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列出“中國六大丞相”為管仲、商鞅、諸葛亮、王猛、王安石、張居正。與上面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相比，是將李德裕換成王猛)。毛主席對商鞅評價很高，說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他認為商鞅之法“懲奸究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他還說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吳起是戰國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軍事家、統帥、軍事改革家。漢族，衛國左氏(今山東省定陶，一說曹縣東北)人。後世把他和孫武連稱“孫吳”，著有《吳子》，《吳子》與《孫子》又合稱《孫吳兵法》，在中國古代軍事典籍中佔有重要地位。

　　吳起喜好用兵，一心想成就大名。《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與《儒林列傳》記吳起在魯“嘗學於曾申”，至魏又拜子夏為師。孔門再傳弟子中，出現這樣一位與“兵聖”孫子齊名的大軍事家，由此對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學者對軍事的態度和素養很有說明和參考作用。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齊國進攻魯國，魯國國君想用吳起為將，但因為吳起的妻子是齊國人，對他有所懷疑。吳起由於渴望當將領成就功名，殺了自己的妻子(為後世詬病)，表示不傾向齊國，史稱殺妻求將。魯君終於任命他為將軍，率領軍隊與齊國作戰。吳起治軍嚴於己而寬於人，與士卒同甘共苦，因而軍士皆能效死從命。吳起率魯軍到達前線，沒有立即同齊軍開仗，表示願與齊軍談判，先向對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駐守中軍，給對方造成一種“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齊軍將士，驕其志，懈其備，然後出其不意地以精壯之軍突然向齊軍發起猛攻。齊軍倉促應戰，一觸即潰，傷亡過半，魯軍大獲全勝。

　　吳起的得勢引起魯國群臣的非議，一時流言四起。魯國有些人在魯吳起、吳子兵法與李悝(10張)公面前中傷吳起說:“吳起是個殘暴無情的人。他小時候，家資十全，他想當官，從事遊說活動沒有成功，以致家庭破產。鄉鄰都恥笑他，吳起就殺了三十多個誹謗他的人。逃出衛國而東去。他和母親告別時，咬著臂膀發誓說:‘不為卿相，不複入衛’。此後他就在曾申門下學習。過了不久，他母親去世，他竟然沒有回家。曾申為此很鄙視他的為人，和他斷絕了關系。吳起這才跑到各國，學習兵法奉事魯君。魯君對他有懷疑，他就殺了自己的妻子以爭取做將軍。魯國是個小國，一旦有了戰勝的名聲，就會引起各國都來圖謀魯國了。而且魯國和衛是兄弟國家，魯君用吳起，就是拋棄了衛國。”魯君因而疑慮，就辭退了吳起。吳起離開魯國後，聽說魏文侯很賢明，想去憑本事遊說他。文侯問大臣李悝說:“吳起為人如何?”李悝說:“吳起貪榮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馬穰苴也不能超過。”這樣魏文侯就任命他為將軍，率軍攻打秦國，攻克五座城邑。魏文侯因吳起善於用兵，廉潔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擁護，就任命他為西河(今陝西合陽一帶)的守將，抗拒秦國和韓國。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攻取秦河西地區的臨晉(今陝西大荔東)、元裡(今澄城南)，並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鄭(今華縣)，築洛陰(今大荔南)、合陽(今合陽東南)，盡佔秦之河西地(今黃河與北洛河南段間地)(參見魏攻秦河西之戰)，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這一時期他“曾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裡”。特別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陰晉之戰，吳起以五萬魏軍，擊敗了十倍於己的秦軍，成為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也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大的諸侯國。吳起鎮守西河期間，強調兵不在多而在“治”，首創考選士卒之法:凡能身著全副甲胄，執12石之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約今30公斤)，背負矢50個，荷戈帶劍，攜三日口糧，在半日內跑完百裡者，即可入選為“武卒”，免除其全家的徭賦和田宅租稅，並對“武卒”嚴格訓練，使之成為魏國的精勁之師。吳起治軍，主張嚴刑明賞、教戒為先，認為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之軍亦無益，曾斬一未奉令即進擊敵軍的材士以明法。吳起做將軍時，和最下層的士卒同衣同食。睡覺時不鋪席子，行軍時不騎馬坐車，親自背乾糧，和士卒共擔勞苦。士卒中有人生瘡，吳起就用嘴為他吸膿。這個士卒的母親知道這事後大哭起來。別人說:“你兒子是個士卒，而將軍親自為他吸取瘡上的膿，你為什麽還要哭呢?”母親說:“不是這樣。往年吳公為他父親吸過瘡上的膿，他父親作戰時就一往無前地拚命，所以就戰死了。現在吳公又為我兒子吸瘡上的膿，我不知他又將死到那裡了，所以我哭。”魏文侯死後，吳起繼續效力於他兒子魏武侯。武侯曾與吳起一起乘船順西河而下，船到中流，武侯說:“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他說:“國家最寶貴的是君主的德行，而不在於地形的險要。從前三苗氏左邊有洞庭湖(今湖南洞庭湖)，右邊有彭蠡湖(今江西鄱陽湖)，但不講求德義，大禹把它消滅了。夏桀所處的地方，左邊有黃河和濟水，右邊有泰華山，伊闕(又名龍門山)，在今河南洛陽南)在南，羊腸(在今山西晉陽西北)在北，施政不講仁愛，商湯將他流放了。殷紂王的國家東面有孟門(古隘道名，在今河南輝縣西)，西面有太行山，常山(即恆山，在今山西渾源縣東)在北面，黃河在南面流過，地勢也無比險要，但施政不講道德，周武王把他殺了。由此看來，治理國家在於君主的德行，而不在於地形的險要。如果君主不講德行，就是一條船中的人也都會成為敵國的人。”武侯說:“你說得很對。”吳起任西河的守將，威信很高。魏國選相，很多人都看好吳起，可是最後卻任命田文(魏貴戚重臣)為相。吳起很不高興，他向田文說:“請你和我比一比功勞可以嗎?”田文說:“可以。”吳起說:“統領三軍，使士卒樂於為國犧牲，敵國不敢圖謀進攻我們，你比我怎樣?”田文說:“我不如你。”吳起說:“管理各級官員，親附人民，使財力充裕，你比我怎樣?”田文說:“我不如你。”吳起說:“鎮守西河地區，使秦軍不敢向東擴張，韓國和趙國都尊從我們，你比我怎樣?”田文說:“我不如你。”吳起說:“這三方面，你都不如我，而你的職位都比我高，這是為什麽?”田文說:“國君年少，全國憂慮，大臣沒有親附，百姓還不信賴，在這個時候，是由你來任相合適呢?還是由我來任相合適呢?”吳起沉默了很久然後說:“應該由你來任相。”田文說:“這就是我所以職位比你高的原因。”吳起才知道自己不如田文。田文死後，公叔任相，他妻子是魏國的公主，公叔對吳起非常畏忌，便想害吳起。他有個仆人對他說:“吳起很容易除掉。”公叔說:“怎麽辦?”仆人說:“吳起為人有節操，廉潔而重視聲譽，你可以先向武侯說:‘吳起是個賢明的人，我們魏國屬於侯一級的小國，又和強秦接壤，據我看，恐怕吳起不想長期留在魏國。’武侯必然要問:‘那怎麽辦呢?’你就乘機向武侯說:‘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許配給吳起，他如果顧意留在魏國就必定欣然接受，如果不顧意留在魏國就必然辭謝。以此就可以探測他的想法了。’然後你再親自把吳起邀到你的府上，使公主故意發怒而輕謾你。吳起看見公主那樣輕賤你，他想到自己也會被輕賤，就會辭而不受。”於是照計行事，吳起果然看見公主輕謾魏相就辭謝了武侯。武侯因而對吳起有所懷疑而不信任他了。吳起害怕武侯降罪，於是離開魏國到楚國去了。楚悼王平素聽說吳起很能乾，吳起一到楚國就被任為相。他嚴明法令，撤去不急需的官吏，廢除了較疏遠的公族，把節省下的錢糧用以供養戰士。主要目的是加強軍隊，破除縱橫稗闔的遊說。於是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並了陳國和蔡國，並擊退了韓、趙、魏的擴張;向西征伐了秦國。因此諸侯都害怕楚國的強大。原來楚國的貴族都想謀害吳起。到楚悼王死後，公族責成和大臣叛亂而攻擊吳起，吳起跑到楚悼王的屍體旁伏在屍體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亂者有所顧忌，若作亂者無所顧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們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殺吳起的楚貴族還是射殺了吳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這一年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葬後，太子(楚肅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國的最高軍政官員)殺了所有因射刺吳起而同時射刺中了悼王屍體的人。由於射刺吳起被誅滅宗族的有七十多家。《治兵》《論將》和《勵士》3篇主要闡述了他的治軍思想。他認為，軍隊能否打勝仗，不完全取決於數量上的優勢，重要的是依靠軍隊的質量。質量高的標準是:要有能乾的將領，要有經過嚴格訓練的兵士;要有統一的號令;要有嚴明的賞罰。他重視將帥的作用，尤其是重視將帥的謀略，強調好的將帥應有優良的品質和作風。重視士卒的訓練，提高實際作戰能力。強調賞功以勵士兵。

　　少時，不吝千金以求仕。曾先師從於子輿，後又與李悝俱從子夏學儒。因兼並戰爭愈益激烈，乃棄儒習兵，後入魯求仕。齊攻魯，相傳吳起殺妻三國志11中的吳起(齊人)求將，大破齊兵。然終被魯穆公猜疑，聞魏文侯下詔求賢，遂奔魏任將，擊秦，拔其五城。周威烈王十七年(前409)，攻取秦河西地區的臨晉(今陝西大荔東)、元裡(今澄城南)，並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鄭(今華縣)，築洛陰(今大荔南)、合陽(今合陽東南)，盡佔秦之河西地(今黃河與北洛河南段間地)，置西河郡，任西河郡守。鎮守西河期間，強調兵不在多而在“治”，首創考選士卒之法:凡能身著全副甲胄，執12石之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約今30公斤)，背負矢50個，荷戈帶劍，攜三日口糧，在半日內跑完百裡者，即可入選為“武卒”，免除其全家的徭賦和田宅租稅，並對“武卒”嚴格訓練，使之成為魏國的精勁之師。吳起治軍，主張嚴刑明賞、教戒為先，認為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之軍亦無益，曾斬一未奉令即進擊敵軍的材士以明法。甘與士卒同勞共苦，衣食與俱，相傳親為士卒吮疽，深得軍心。同時，文治與武備並行，整頓吏治，重視蓄積，使百姓親附，故拒秦、韓頗有成效。又趁魏武侯視察西河時諫其以德政治國。後遭魏大夫王錯的讒害，被迫離魏，楚悼王久聞其聲名，任之為宛(今河南南陽)守，一年後擢升令尹，主持變法圖強。爾後率軍南攻百越，進至洞庭、蒼梧(今廣西梧州)一帶，北勝魏，西卻秦，使楚之兵威盛於一時。周安王二十一年，楚悼王死，變法因過於倉促、根基不固而夭折，吳起亦於同年被楚貴族射殺並車裂。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複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仆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屍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並中王屍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毛主席選集》第一卷164頁)在階級社會裡，由於階級地位不同，對待戰爭的看法也就不同。吳起的戰爭觀是為新興地主階級服務的，是進步的。在戰爭的起源問題上，吳起力圖從社會方面去尋找原因。他說:凡兵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吳子·圖國》)吳起認為戰爭是一種社會現象，對戰爭的根源作了論述。這在世界軍事史上對戰爭根源的探索是最早的。當然，吳起這種看法還停留在表面上。他對“爭名”、“爭利”、“積惡”、“內亂”，是何原因引起，“因饑”的根源何在?並沒有深入分析。列寧說:“私有製引起了戰爭，並且永遠會引起戰爭。”:“當階級統治還存在的時候，戰爭是不會消除的吳起由於他的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不可能認識到戰爭的真正根源，也找不到消滅戰爭的途徑。但是，他從社會方面去尋找戰爭產生的原因，在當時還是有進步意義的。在戰爭與政治的關系上，強調把政治放在首位。他說: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眾好勇，以喪其社稷。(《吳子·圖國》)意即一個國君若是隻講求文德而廢棄武備，或者依仗兵多能戰，都會亡國。要使國家治理得好，必須既要看視政治，也要重視軍事。從這個思想出發，吳起在西河一方面注重軍事改革，一方面從事政治、經濟的改革，為魏國的富強奠定了基礎。吳起從戰爭實踐中認識到，只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還不夠，還必須有安定的後方，因此，他說:“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只有國內人民和前方軍隊團結一致，才能打勝仗。他主張: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吳子·圖國》)他又說: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同上)就是說，國內各種意見不統一，不可以出兵打仗;軍隊內部不團結，不可以出陣作戰;出陣以後，軍隊不互相配合，不可以進行戰鬥;進行戰鬥以後，各部分戰鬥動作不協調，不能奪取勝利。他還進一步說:“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同上)吳起闡明了國家、軍隊和人民三者的關系，並認為人心向背是軍事上取得勝敗的關鍵。總而言之，就是政治決定軍事。在如何統一中國的問題上，吳起主張只有用武力才能達到目的。在這一點上，他與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吳起的這種思想，對稍後的孫臏“舉兵繩之”，“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孫臏兵法·見威王》)這一主張有直接的影響。吳起一方面看到了戰爭的重大作用，同時也看到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因此他認為對待戰爭要持慎重態度，反對輕率發動戰爭。他總結歷史上戰爭的經驗，說: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而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吳子·圖國》)經常輕率發動戰爭，就會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從而使人民疲弊不堪，國家貧弱，而且會招來禍患。因此，多次發動戰爭而取得天下的少，亡國的多。比吳起稍早的軍事家孫武也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計篇》)可見吳起繼承了孫武的思想，並有所發展。這對比他稍晚的軍事家孫臏也有所影響。孫臏看到了戰爭的勝負決定國家存亡的一面，同時又指出:樂兵(好戰)者亡，而利勝(貪圖勝利)者辱。兵非所樂也，而勝非所利也。(《孫臏兵法·見威王》)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們之間思想的繼承關系。

　　吳起從戰國時代頻繁的戰爭形勢出發，認識到隨時都有爆發戰爭的可能。因此，他在戰略上很重視戰爭的準備。他說:“夫安國之道，先戒為寶。”(《吳子·料敵》)要使國家安全，先要在平時做好戰爭的準備。他說: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國。(《吳子·圖國》)對於軍隊，吳起主張“教戒為先”(《吳子·治兵》)，注意平時訓練。他指出:“備者，出門如見敵。”(《吳子·論將》)這些戰備思想，反映了他為建立和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的積極進取精神。吳起在指揮作戰時屏棄唯心主義的主觀臆斷，從樸素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十分重視了解敵方的情況。他指出“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吳子·料敵》)。就是說，只有清楚敵人的力量部署情況，才能選擇其薄弱環節狠狠打擊。為了了解對方情況，吳起非常重視使用間諜，深入敵後搜集敵方各種情報，“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吳子·料敵》)。同時，在戰場上還注意采用武力偵察的辦法，《吳子·論將》記載: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眾喧華，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眾可獲。”即派出一支小分隊去佯攻敵人，而又假裝敗退，引誘敵人來追擊，從敵人追擊的情況來觀察其虛實，然後決定對策。吳起說: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鬥，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吳子·料敵》)從吳起對六國軍隊狀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對各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民情風俗的了解都是相當清楚的。吳起重視調查研究，顯然是繼承了前輩軍事家孫武“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思想。吳起注意使自己對戰爭的主觀指導，力圖符合於在戰爭中的攻、守、進、退， www.uukanshu.net 要根據變化的客觀實際而定。吳起在頻繁的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熟練地掌握了指揮戰爭的藝術。他提出了“急擊勿疑”的十三種情況: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陣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闡明了戰場上生與死的辯證關系，只有不怕犧牲，勇敢戰鬥，奪取勝利才能保存自己，而貪生怕死，不敢殺敵，結果必然失敗，招致滅亡。因此，吳起在他的軍隊裡提倡不怕死的精神。他說:“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吳子·論將》)即從出兵打仗的第一天起，就要使戰士抱定決心戰死的光榮信念，而不要懷有苟且偷生的恥辱思想。在戰鬥過程中，要使戰士“進死為榮，退生為辱”。(《吳子·圖國》)即以前進殺敵、英勇犧牲為榮譽，以後退活命為羞恥。《戰國策·齊策》談到齊國軍隊在燕破齊連取七十余城，雖然“食人炊骨”處境十分困難，但“士無反北之心”，堅持戰鬥到底。認為這樣的軍隊就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可見吳起的軍隊頑強戰鬥的精神，在當時是很有名的。如果不是還有大家支持，否則以劍客暴躁性子，更新一年一分錢沒有賺到早太監啦，大家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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