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東征陳炯明，實際上的對手並不是陳炯明本人，此時的陳炯明正在舊金山參加第四屆五洲洪門懇親大會。在廣東領導軍隊對抗民黨的實際上只有林虎一人。

另外，民黨第一次東征時，陳炯明就已經有些心灰意冷了——他為之奮鬥的繁華富饒起來的土地，竟然沒有堅定地支持他的大量民眾，所以，才會早早地就離開了他的理想之地。

缺乏了陳炯明這個精神領袖的軍隊，打起仗來就更士氣不振了。

而與其作戰的更是黃埔建軍時期的眾多的人傑，那簡直就是戰鬥力爆表的一群人。參加第二次東征戰爭的時候，黃埔一期生已經帶領1924年秋季入學的第二期學生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具備了實戰經驗，而二次東征時間是在10月，此時黃埔三期學生也已經入學(1925年7月)，前後三批黃埔學生加起來超過了兩千三百人，不說他們裝備地是一戰時期德國陸軍的全部裝備，從步機槍到火炮、手榴彈一樣不少，就是他們接受的美國軍事教官的訓練就要比陳炯明麾下的粵軍強，而且還不是強的一星半點！

如果以動物界來比喻的話，陳部粵軍就是屬野豬的，指揮直衝亂撞，而黃埔學生構成基本軍官架構的民黨軍就是一群獅子，有分工合作、不缺乏戰略戰術，而且同樣不缺乏勇猛。

也就是在這一次的東征當中，常凱申帶領的黃埔第三師在野戰遭遇陳部粵軍林虎部，黃埔三師寡不敵眾，雖左支右擋，但依舊是無力回天，此時正在前線督戰的常凱申也是無計可施，原本僵持的戰局，因為彈藥補給沒有跟上，造成了黃浦三師被林虎部分割突破，而常凱申也僅僅在陳賡的保護下僥幸逃脫被林虎部圍攻的險地。

不過回過神來的常凱申迅速調動部隊前往增援，最終還是將林虎擊潰，並收復了潮汕和惠州。正是因為有此一戰，所以才將陳部粵軍形容為野豬。

1925年初，亨利陪同維克斯和潘興視察夏威夷時提議的美國軍事觀察員小組，也在民黨發動第二次東征之前趕到了廣州。他們全程觀察了這次戰爭的，對民黨黨軍的不怕犧牲的堅定意志，大感意外，因為民黨黨軍竟然能夠在部隊傷亡超過一半的時候，依舊保持進攻勢頭，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軍官竟然會跟著普通士兵一起衝鋒！

要知道，按照美國陸軍的規定，凡是營以上軍官，雖然可以靠前指揮，但這個靠前也只能靠到進攻鋒線後的第二線陣地，第一線是絕對不允許的——那裡是連級軍官的位置。

但民黨的黨軍不同，一旦到了關鍵時刻，不要說連長、營長，就連團長甚至更高級別的軍官，都可能端起步槍，隨同無數的普通士兵一起衝鋒！

而這種軍官不畏死的精神，加上美軍教官教導出來的戰術，兩者已經配合，就將陳部粵軍牢牢地壓在了腳下！而當時的民黨黨軍的裝備，在美軍觀察組的眼睛裡，是算不上先進的，不說別的，就拿美軍現在普遍裝備的六十mm迫擊炮來說，這是美軍的排級編制裡的裝備，而在華夏，這是營和團一級的裝備。

身管火炮，亨利是給民黨提供大量的75和105火炮，但是炮彈貴啊！民黨現在還不能完全自給75mm以上口徑的炮彈，所以在訓練時根本放不開手腳，即使如此，有陳誠指揮的炮兵也讓美軍觀察員大為吃驚！因為民黨炮兵的命中率已經達到或者略有超過了美軍炮兵的水平！這是在訓練不足的情況下出現的！

負責撰寫報告的美軍觀察員，在戰役結束，

謄寫報告時，都感到頭痛——民黨黨軍這麽出色，會不會讓參聯會的大佬們認為這是=觀察員們的誇張，或者接受了華夏方面的賄賂?最終，觀察員們交流了看法，一致認為還是應當如實地反映，必須讓參聯會看到的都是真實，哪怕會被懷疑！

果然，這些觀察員的報告在參聯會引起了一致地反對，認為華夏軍隊不可能有這樣的表現！這次派出的觀察員肯定是受賄了，必須給予懲罰！

然而，還是有接觸過亞歷山大公司外勤人員的高級軍官沒有摻和，幾個觀察員固然可以被收買，但那些派到華夏的現役軍事教官，還有亞歷山大公司的老兵的報告呢！那些人拿的是美國政府的工資，不是華夏民黨政府的薪水，再說，這些教官的人數在那裡擺著呢，民黨拿得出來可以和他們薪金匹配的賄賂嗎?

這位高官，就是史汀生，他和亨利一樣，都屬於對日警惕的一派，主張對日戒備，也是亨利在參聯會中的支持者之一。史汀生不僅了解亞歷山大公司，而且還了解亨利，不僅因為他曾經擔任過戰爭部長，曾經是亨利是上司，還因為他卸任戰爭部長後，還跑到法國，當上了遠征軍的炮兵長，那時就變成了亨利的部下。這種奇特的關系，讓史汀生和亨利成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加好友。

所以，史汀生知道亨利公司派出的老兵，資歷最淺的也是參加過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而且是立過軍功的老兵，那種因負傷而授予的紫心勳章根本不算數的！獲得過優異服務勳章的老兵都是大把大把的！

如果不是亨利在西點擔任教官的那一年帶出了一幫練兵凶狠的老軍官，形成了現在美國陸軍現役部隊的訓練傳統，否則，史汀生是軍隊不會相信觀察員們的報告的。

至少一點，那些黃埔軍校生的訓練標準是美軍從現役標準，史汀生知道這套標準是多麽的可惡，因為其制定者就是亞歷山大的老板——亨利。史汀生不相信同一套標準訓練出來的部隊的戰鬥力有多大的差別。如果考慮到觀察員們將精神意志等因素獨立考慮，以及武器裝備的差距，史汀生可以斷定，僅從訓練來說，華夏軍隊可以說是比美軍還要優秀的軍隊！

史汀生的發言，在參聯會的一種老大裡，分量還是非常足的，至少大家得給曾經的戰爭部長面子，即使史汀生現在也是退役狀態——參聯會的智囊顧問嘛。

亨利是因為訓練華夏軍校生和部隊的人裡他的人佔了至少一半多，所以出於避嫌的考慮，沒有參加參聯會的討論。不管怎麽說，觀察員是自己人，參聯會的大佬當初派人的時候，就是按派系分配的，現在無論哪個派系的結論都驚人的一致，這就不能不相信的確也許...可能...應當.......呵呵呵了。

不過即使相信了第一批觀察員的報告，參聯會也一樣會派出第二批、第三批觀察員——一旦民黨北伐，第一批不過十個人的數量就遠遠不夠了。

至於怎麽知道民黨要北伐，呵呵，廣州城裡到處是關於北伐的宣傳，當美國人傻嗎?還是都是宅男?

到了第二次東征的結束，美國軍事觀察員的結論是，華夏已經具備了一只和美軍接近的軍事力量，但他們還是欠缺更多的現代化武器裝備，比如美軍擁有的裝甲力量和空中力量，以及遠程火力的加強。如果華夏軍隊完全具備了這樣的武器裝備，那麽他們將成為一支華夏版的美軍。

不過華夏軍隊過於薄弱的後勤補給能力，是他們致命的弱點，比如他們的軍火生產根本不能保證軍隊的戰役級消耗，同時也缺乏大量的機械化運輸工具，也缺乏足夠的石油製成品。

只要華夏軍隊一天不能改善以上方面的弱點，他們就不可能和美國成為對手。而美國孩子要能夠控制華夏的後勤補給，就能夠得到一個堅定的盟友。

此時的美國軍事觀察員們還不知道亨利在雲南和四川的投資，也不知道雲南和廣西現在正在開展的後備役力量的建設。要知道，即使沒有亨利的時代，華夏也一樣憑借自己簡陋的裝備，孱弱的軍工能力，獨自抵抗日本侵略軍達六年之久——1944年，才是真正的接受了大量美國軍事裝備援助的時候，而再1942年起的《租借法案》實施後，包括自全面抗戰爆發後，接收到的蘇聯和美國的援助都只能稱得上杯水車薪。

不過好歹蘇聯還提供了大量的淘汰槍械和落後的蘇製坦克、飛機，而美國即使有《租借法案》，但大部分運輸到華夏國內的還屬於軍事器材，而不是武器裝備，至於美國批準援華的武器裝備，比如飛機298架，各種火炮共505門、機關槍13795挺、步槍20000支、炮彈40多萬發、子彈4000多萬發等項目，實際上是在1944年才陸續完成的，而在1944年之前，數量還是比較少的。

這裡邊固然有民黨腐敗的問題，也有美國國內對華夏政府不信任的因素造成的拖延，還有因為英國人攪和造成的物資轉移的問題，總之這裡邊各種因素亂成一團。

對比一下，華夏遠征軍中的駐印軍部分和駐雲南部分的訓練和裝備，就可以知道，原時空在史迪威控制下的美國軍事援助更多的使用到了駐印軍方面，而華夏國內的軍隊並沒有得到更多，而且這些換裝了美式裝備的華夏軍隊還主要使用到了滇緬戰場，而不是更需要他們的國內戰場！

不過這種情況是發生在原時空緬甸被日軍攻佔，甚至前出到怒江江邊的華夏境內的。如果按照亨利的規劃，華夏能夠和他的=安保公司將戰線穩定在臘戍一線，那麽美國軍事援助到達華夏國內的數量將大大增加，對於穩定華夏國內戰場一定會具備很大的幫助。

另外，如果在戰時擴建攀枝花兵工廠以及民黨遷瑜後恢復生產的金陵、漢陽、鞏縣、石井等兵工企業，那麽華夏抗戰也許會輕松一些，也許反攻的時間也會提早一些。

但這一切都還是未知數，能不能實現這個前景，還要看東征之後的北伐！

現在，有了美國的摻和，日本的勢力開始全面退出長江流域以南(暗地裡不知道，但明面上日本是要做到的)，也就是說，如果民黨開始北伐，至少在達到長江邊上之前，都不會遇到強力的抵抗。

至於長三角最大的軍閥孫傳芳，他本身就是受到英國支持的，但現在是美國支持的力量來了，那麽英國是不會和美國硬頂的， 孫傳芳和民黨媾和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所謂能戰方能和，打肯定是會打，但估計不會死打濫拚的。

原時空裡，孫傳芳的背後也是有大量的日本軍官以軍事顧問的形式存在，但美國要求日本退出長江流域(不含上海)，那麽這些現役軍官也是必須要離開的，也就無法影響孫傳芳的決策。

以常凱申在政治方面的手腕和金錢攻勢，僅僅江浙一帶的工商資本家都可以讓孫傳芳乖乖就范！原因是什麽，孫傳芳他的軍隊就是對他再忠心耿耿，也是要吃飯的，而吃飯的錢都來自於江浙一帶的商人。如果這些商人不再支持孫傳芳，不再提供軍餉，那麽孫傳芳的軍隊就是再多，也只有崩潰一條路可選。

經過兩次東征，黃埔學生的影響力更上一層樓，由黃埔學生擔任軍隊基層軍官已經成為所有民黨軍隊的必選。而東征後沒有立刻發動北伐的原因，說起來還是因為彈藥供給不足鬧得。而當石井兵工廠和美國支援的彈藥到達時，又因為民黨內部的分裂(西山會議派)，以及汪兆銘出走法國、胡漢民出走蘇聯，常凱申忙於接手整頓黨內的爛攤子，故而停頓了下來——群龍無首，誰也沒有心思提及北伐。

直到1926年的5月，因為吳佩孚出兵湖南，援助被湖南人民孤立的趙恆錫，迫使唐生智向廣州的國民革命政府求援，民黨中央才召開了新的中央全會(二屆二中)，決議開始北伐。

而向廣州求援的唐生智則被廣州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

北伐大勢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