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傳播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時候，但最初並不稱之為基督教或者天主教，而稱之為“景教”。　　唐貞觀九年(635)，大秦國(應指波斯，而非古羅馬)有大德“阿羅本”帶經書到長安(確切的說，應該是基督教在波斯傳教受阻，畢竟拜火教是波斯主流信仰，受阻之後繼續向東尋找合適的土壤。)，由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太宗派宰相房玄齡親往長安郊外，迎來阿羅本入城，並請進宮中詳細詢問教義，阿羅本呈上《聖經》、聖像，並說明傳教目的，為了進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讓他到皇家藏書樓去翻譯經典。三年後即貞觀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詔準許景教在中國傳播，命人在長安義寧坊建造一座教堂，稱波斯寺(後改稱大秦寺)，用於安頓景教教士。高宗時，尊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在長安、洛陽、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後二百余年間，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唐王朝歷代皇帝的支持與保護，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發展，史稱“法流十道”、“寺滿百城”，全國信徒多達20余萬人。

　　【由於東正教創立於十一世紀中後期，所以最初傳入中國的基督教很明確應該是位於意大利的天主教基督教，羅馬教廷不過千裡迢迢處心積慮想要打入中國這是為什麽呢?恐怕也只有問當時的處於黑暗角落的那一小撮人才知道了。】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準教徒在長安興建寺廟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自唐太宗至唐德宗期間，景教在中國發展極快。唐高宗時，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王”，並下詔於諸州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廣泛流傳。

　　武則天信奉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擊，但幸運的景教教徒集資億萬於洛陽建“大周頌德天樞”，以讚美頌德武則天，並且為了繼續傳教，景教教徒“阿羅撼”將景教教義佛化，最後使武後大悅，而後得以繼續發展。

　　唐玄宗開元年間曾使景教教士於興慶宮講道。天寶初亦曾命寧國等五親王到景寺禮拜，設立壇場，並陳列先王之遺像供人禮拜。而且玄宗更邀約羅含和普羅等十七名景教徒一起做禮拜，講福音。到唐高宗年間，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唐肅宗時，曾重建靈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將教徒伊斯效力中興大臣郭子儀，遂使郭氏也受影響而敬信景教。

　　而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並未此後猶太人的大舉遷入中國奠定了基礎。

　　當時在中國傳播的基督教屬於“聶思托裡安”教派，中國稱之為景教，即東正教。聶思托裡安教派創始人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聶思托裡(聶思托裡，公元386-公元451)，由於在教廷內部鬥爭中失敗，他被放逐到埃及沙漠裡的一個修道院。聶思托裡安教派因此被視為異端，在歐洲遭到打壓，聶思托裡安教徒們於是向東發展，逐漸在亞洲生根發芽。

　　蒙古人雖然主要信奉薩滿教，但其實景教徒也很多。由於蒙古對信仰持高度開放的態度，所以當時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宗教在蒙古帝國內部都得到了毫無阻力的自由傳播。而蒙古大汗蒙哥對帝國內所有的宗教都以禮相待，出席每一個重要的宗教活動。他曾對來訪的羅馬教庭使者盧布魯克·威廉說道:“我們蒙古人相信世上只有一個上帝，

主宰所有人的命運。但就象上帝讓人的手生出互不相同的五指一樣，上帝也允許不同地方的人們擁有不同的信仰。”這種非凡的政治智慧讓盧布魯克影響深刻。　　蒙古帝國在忽必烈開國稱帝之前一直善待基督教派，這也是因為蒙古貴族中的有相當的一大批景教徒。蒙古克烈部很早以前就集體皈依景教，蒙哥、忽必烈、旭烈兀三兄弟的母親，也就是拖雷的王妃唆魯禾帖尼，就來自克烈部。受母親的影響，蒙哥汗對景教徒非常青睞，他挑選的宰相孛魯合也是景教徒。

　　但有一點隻得注意的是，雖然現在蒙古的可汗信仰景教，但此時的景教已經於唐朝時期的景教教義相去甚遠，蒙哥所信仰的景教其實是真正的基督教思想，而非已經漢化的景教。

　　由於845年，唐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浪潮，逾萬間佛寺被毀，史稱會昌法難。雖然會昌法難主要針對的是佛教，但同時波及爆發其他夷教。景教、祆教與摩尼教三大夷教，當時總信徒約3000人，在會昌一役後趨於勢微，由於景教傳播過分依賴帝王庇護，故朝廷頒禁教令，遂使其逐漸衰落，但在華仍未絕跡。據史書所載，滅佛時間朝廷欲遣返外國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難返回本國，亦可能再度潛入中土，至唐僖宗黃巢起義，據阿拉伯《東遊記》載，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殺，可見唐末內地仍有殘余景教徒。由此，景教在唐末黃巢起義之後受到了嚴重打擊，教徒屠滅殆盡亦或者放棄了景教信仰，從而近乎滅跡。

　　景教到了宋代已經徹底衰落，從盛行到衰落，也不過短短四、五百年。看到這裡我們不禁要問，景教備受唐代幾朝皇帝的保護，既為它建寺院，題字甚至立碑以資久遠，為什麽竟在四、五百年後就銷聲匿跡，幾乎完全從中國的歷史中消失。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景教依附政治的關系，常以神或者上帝的口吻影響權貴階層的統治意志以及政策的事實。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所以，景教的命運，完全操縱在帝王手上。固然，其依附政冶，在玩弄權力過程中遭到記恨是景教衰敗的主要原因。但是，景教過份漢化，以至失去它自己宗教的本色，這也是它在中國失敗的主因之一。景教的傳教士，不但徹底吸收儒家的思想，更大量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成語，翻譯基督宗教的經典，所以到了最後，漢話後的景教變得四不像，反而更像一個“全能神”。凡是只要有利於宗教領袖的思想，凡是有利於獲得權力的手段，凡是有利於自身利益發展的東西(基督教在中國千百年來針對中國統治階層的三個凡是策略)，統統大雜燴一樣全部被吸收，徹底失去了其本質的精神思想，從而讓當時中國本土佛教、道教極為非憤慨，竟而埋下了此後滅佛運動。

　　了解了基督教在中國演變景教的過程，那就再說說黃巢起義之後，殘余的景教徒的去向。唐滅之後，中原大地進入了五代十國的動蕩時期，而景教得以殘喘北逃。到了遼金時期，景教在中國西北民族中廣泛傳播。先後信奉景教的有居於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於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從契丹邊地西遷居中亞的渾部，居於按台山至也兒的石河地域的乃蠻部，公元840年西遷後定居在東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兒人的一部分和佔據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魯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語的民族。入元以後，在西北邊地，由於信奉聶思脫裡教的諸強部相繼為成吉思汗並滅，其部民隨蒙古軍散居全國各地，它又重新傳入中原內地，使中國的景教信徒回升。後來馬可波羅和一些中世紀西方學者指出，中國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團體存在，當時他們在帖八裡的主教曾一度與當時新興的天主教傳教士發生衝突。

　　雖然景教與西方天主教存在思想衝突，但可以看到的是，蒙古時期的景教隨著成吉思汗的西征，又漸漸與西方宗教合流，還原成更接近於西方的東正教或者基督教，竟而在教義的精神世界上有了與漢化景教的很大區別。所以此時蒙古所信仰的景教實質根符合歐洲價值觀。

　　而在南宋這一時期，雖然南宋和蒙古同時存在景教傳播，但蒙古境內的景教教義更接近於東正教或者天主教，而南宋進內的景教教義則更本土化世俗化。通過數百年的演變，漢地的景教已經失去了作為基督教教義的本質。所以，此時的蒙古有很多部族雖然信仰景教，但實質他們所信奉的精神世界其實是西方價值觀的體現。

　　而且，此時的蒙古大汗蒙哥，在第二次蒙古西征(公元1235~公元1242年蒙古第二次西征)當中擔任急先鋒主力，其正是在歐洲的征戰當中皈依的景教。蒙哥出身於公元1209年，公元1235年他還是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就現代的觀念而言，思想正處於衝動與上升期，很容易受到新鮮奇特的外來因素影響，竟而走入歧途。由此可見，蒙哥的皈依充滿了濃鬱的歐洲情節，很難不讓人聯想其中的內情。

　　如果說蒙哥的皈依並不能證明西方黑暗之手試圖滲透蒙古這一事實的話，那麽法國人勃魯克·威廉的到來，以及宗教辯論的發生，很顯然在強烈指出一個暗示，而這個暗示就是戰略的配合。因為顯而易見的是，勃魯克·威廉1253年底到達的蒙古，而之後的第二年1254年，蒙古第三次西征正式開始，怯的不花先遣軍越出新疆伊犁，進入中亞開始征戰，而旭烈兀的大軍側現在才剛剛出發，一系列巧合的發生也許並不那麽偶然。

　　說了很長一番話，趙紫川始終保持著嚴肅而鎮定的臉色，而與此同時童、鐵、郭三人，除了緊抿嘴唇這嘴唇臉色墨綠之外，別無所言一片的沉寂。不是因為他們不想說，而是腦子裡一片空白，根本就不知道說什麽能夠反擊趙紫川。

　　“我知道，大家一時半會兒接受不了，但這是趙璧親口告訴我的，也是忽必烈現在正憂心的一件事。”

　　盧勃魯克·威廉出現在襄陽，正是蒙哥派來命其皈依忽必烈的。由於忽必烈大舉推行漢法，尊儒納各方漢人賢仕，這讓蒙哥大為光火和生氣。所以長久以來就一直排擠忽必烈，有甚者動過殺機。遠征雲南，看上去雖然是一次戰略性的遠征，但也是蒙古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

　　因為在此之前，忽必烈的政治中心一直處在招賢納士恢復中原農業、經濟的層面，所以在軍事和戰功方面積累甚少，而蒙哥就想趁著南征雲南之際，剪除忽必烈。通過戰後結果來看，十萬大軍還者只有兩萬，所以開戰之前蒙哥其實早就料到雲南一戰必定艱險無疑。忽必烈南下極可能戰死，或者戰敗，而不論是哪一種結果都是有利於自己的。所以就派出了親信大將兀良合台隨其一起南下。

　　但未曾想到，此一戰竟然奇跡般打贏了，而更重要的是廣得人心，就連手握重兵戰績彪斌凶悍的大將兀良合台，在政治立場上也都開始傾向忽必烈。因此，倍感挫敗的蒙哥在大理戰事尚未結束之際，莫名就感覺到忽必烈極可能是蛟龍入海，一去不複返，在雲南與自己決裂。因此疑心甚重的蒙哥就以忽必烈“治理漠南期間貪瀆財物”為由誘其回汗庭。如果回來了，那說明沒有二心，殺他眾人不服。因為人家剛剛打了一場勝仗，你就殺人家，這說明你嫉賢妒能，有本事自己去打雲南。但如果不回來，這就說明確實有二心，先把留在京兆的妻女太子統統扣押為人質，而後昭告蒙古上層，細數忽必烈罪過，而後可以出師有名公然討伐滿目瘡痍的雲南。

　　應該說，此時的忽必烈遭遇了人生中最艱難也是最戲劇性的一段路程。百般想削弱忽必烈勢力的蒙哥，卻親手培養了一個強大的對手，並為其為其積累戰功，不得不說從開始的那一刻起，這注定就是歷史開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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