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份，平面媒體進入下個年度征訂發行的黃金季節。據不完全統計，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機關、行業、系統、協會等等，都辦有報刊雜志，總數超過六千種，還不包括屬於互動媒體的電視、廣播、通訊、網絡。一般說來，凡是公開發行的媒體，就得擁有一定受眾和發行量，此為存在的根本和價值所在。不少媒體利用官方背景、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在管轄范圍、系統、行業內發行，發行量不一而足。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各媒體的業務、運營經費、人員工資等諸多方面由財政按需全額承擔，不存在生存困境和後顧之憂，也因此導致不少報刊，如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解放牌”汽車，幾十年一貫製，始終頑固地堅持一張讓人生厭的“老面孔”，“上帝(用戶)”怨聲載道，卻幾乎沒有選擇的余地。

　　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蓬勃發展，人們在選擇精神食糧方面，逐漸不在受束縛和被動接受。媒體在時代洪流的影響下，也不得不來到與時俱進、行業整合、大洗牌的十字路口。為適應新的形勢和不被時代拋棄，不少報刊雜志為擴大影響，分享廣告市場份額，往往采取、動用黨、政公權力，強製其他單位、群眾訂閱並不需要的報刊雜志:稅務機關讓納稅人“自願”訂閱“稅務報”或者同內容的雜志、書籍;銀行讓貸款客戶“義務”訂閱“金融時報”、行業內部多入牛毛的報刊雜志;受過治安處罰的人被要求訂閱“公安報、法制報”等等。

　　諸多媒體利用本不該有的攤派和強製手段，令一些經費緊張的單位苦惱不已，個中滋味，不說也罷。進入二十世紀末期，媒體開放程度進一步得到加強。財政斷奶、自負盈虧、走市場化道路的生存、發展模式，給媒體界注入強大的動力，也使數十年習慣財政撥款、行政乾預的媒體無所適從，從旱澇保收跌入溫飽都愁的窘境。順應潮流、應運而生的都市類、晚報類媒體獲得強大的生命力，它們走的是純市場經濟模式，貼近生活，貼近現實，很快贏得受眾的喜愛，取得不俗成績，成為帶有黨、政色彩的行業報、機關報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平面媒體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整個行業面臨心照不宣的共同特點:每發行一份報刊雜志，要倒虧幾角、幾元錢不等。想想看，一份報紙五六十個版面，紙張重達一市斤以上，零售價每份僅一元，批發每份價僅五角，可一斤廢紙都可賣一元左右！新聞紙價格連年暴漲，據稱每市斤已高達兩元以上。加上油墨、印刷等基本成本，一家日發行量達三十萬份的報紙，照上述成本剖析，每天倒貼幾萬元。媒體不是慈善機構，也沒有哪個財團甘願拿出大把的錢來燒掉(凡事也有例外，黨報、黨刊;強勢黨、政部門的行業報刊，因為有強製訂閱的不公平模式，其定價高於所值與成本，發行上還是賺錢的)。

　　既然發行要燒錢，自掘的窟窿自然要靠廣告來彌補。於是，廣告市場幾成競爭最激烈的行業之一。願意掏錢在媒體做廣告的財主們，也不會無的放矢，肯定選擇發行量大、影響力大的媒體投放廣告。媒體不甘人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逐漸形成營銷做的好的少數媒體，幾近壟斷廣告市場。其他行業報、機關報要想分得廣告市場的一份蛋糕，異常艱難。激烈競爭之下，虛假、違法廣告大行其道，受眾(讀者)成為被任意忽悠的犧牲品。眾所熟悉的“三鹿奶粉、歐典地板、達芬奇進口家具、毒燕窩”等等熱銷一時的問題產品，無一不是媒體用廣告版面，將黑心商賈推上喪盡天良斂財的“寶座”的！

　　還有一個奇怪現象，媒體熱捧的某個產品被認定是假冒偽劣產品之後，工廠老板甚至都被入獄判刑，而禍害大眾的假冒偽劣產品最大的“幫凶”之一—媒體，卻不受任何處罰。“三鹿奶粉”都能喝死人，為該奶粉搖旗呐喊、增加知名度的媒體，沒有被沒收廣告所得的巨額收入，更沒有受到任何實質性的責罰。

　　某晚，記者站同事們聚在一起，照例收看央視的“新聞聯播”。國家領導人動態新聞播放之後，出現一條媒體從業者不得不關注的新聞:央視記者采訪某鄉鎮幹部，問年底基層最頭痛的事情都有哪些?被采訪對象頭像做馬賽克遮蓋處理。

　　鄉鎮幹部:除眾多上級部門頻繁的常規檢查、驗收、考評之外，最頭痛的是無形之手攤派下來的報刊訂閱。隨後，央視記者的鏡頭對準該鄉鎮本年度訂閱的報刊雜志，七十種，三百多份！

　　央視記者:這麽多種類的報刊雜志，鄉鎮負責人和下屬幹部，每天每種報刊雜志都學習和閱讀嗎?鄉鎮幹部搖頭又擺手說:別說仔細閱讀和學習，就是每種報刊雜志大概瀏覽一遍，從早上上班，再加班看到深夜，也未必看的過來。

　　央視記者:既然如此，還有必要訂閱這麽多種(份)報刊雜志嗎?你們應該有主導權的呀。”鄉鎮幹部:不瞞你說，按照我們鄉鎮的意見和實際需要，再結合經費一直緊張的實際，自願訂閱報刊雜志的數量，每年不會超過十種、十份。央視記者的鏡頭再次對準那七十種報刊雜志，來回移動。

　　央視記者:既然十種(份)就可滿足學習的需要，多余的六十種報刊雜志不訂閱不行嗎?

　　鄉鎮幹部:原則上不訂閱是可以的。但是，身不由己呀！打兩個有可能得罪人的比喻:我們鄉鎮的經費是縣財政局下撥的，財政局要求訂閱該系統的報刊雜志，先不說我們有沒有勇氣與機會拒絕，他們已從下撥的經費中扣除報刊款，說的再嚴重點，不訂閱攤派的報刊雜志，我們經費可能會遭遇長期的“研究研究”，撥付經費的速度也會慢過蝸牛！組織部門“推薦”的報刊雜志，可以拒絕訂閱，但要冒著不能當“先進黨委、優秀黨員”，甚至不能提拔的風險。

　　央視的新聞短片長度近十分鍾，很不尋常。

　　林站長看罷新聞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敢斷定，國家要在報刊發行方面出台強硬措施。央視在下個年度的報刊發行黃金季節播出這檔新聞，顯然不是巧合，明顯別有深意。明天的‘人民日報’肯定會刊載同樣內容的重頭文章。”林站長年齡不大，可早就堪稱“老新聞”，他這番話一說出來，我、劉主任、匡主任等人都隨聲附和“林站長分析的不錯。”

　　匡主任說:“其實，媒體市場化運作之後，黨報、黨刊在發行與影響力兩方面受到一定衝擊，按照我們國家現行制度和國情，即便給予媒體充分的發展空間，也絕不會任其無約束的發展，擠佔黨報、黨刊的空間。如果央視的這檔新聞真是為報刊發行出台新政造勢，我想行業報、綜合類的報刊發行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壓。”

　　林站長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好在工人報記者站沒有發行任務。不過，我的‘法制與xx’雜志會不會受影響還難說。劉主任，從明天開始，加大招聘雜志發行人員力度，也為一周年慶典儲備人手，一石二鳥。明後天召集全站人員開個會，最近的業務方式要做一定的調整。”

　　劉主任說:“林站長，汪主席那頭的工作還得想辦法做，記者站屬地化管理之事遲遲未能落實，夜長夢多呀。”林站長擦擦眼鏡說:“我比誰都急，市委宣傳部已催兩次。可汪主席答覆，將記者站掛靠到漢水區總工會。區總工會級別比芝麻官還小三級，讓我們的臉往哪裡放?我琢磨著還得請報社出面，與省總工會領導協商，由省領導給汪主席打電話，讓他配合記者站的工作。”劉主任說:“行，越快越好。”

　　果然不出林站長所料，‘人民日報’刊登出變相攤派報刊雜志給基層單位帶來沉重經濟負擔的文章，在配發的評論員文章中，呼籲將“製止報刊雜志變相攤派”列入為基層減負的項目之一。既然頂級媒體已經開始輿論風向造勢，次一級的媒體自不在話下，有關部門也進行必要的討論。很快，中宣部、中紀委、國務院減負辦、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等數家黨政部門聯合發文，要求從本年度起，禁止各級相關聯的上級單位以任何形式向下級單位攤派報刊雜志，一旦哪家單位不顧禁令我行我素，將進行通報批評，並對違規報刊雜志做出處罰。

　　當然，文件還有一項硬規定:做好黨報、黨刊的發行征訂工作。明文規定國家級的黨報、黨刊有七種，任何單位都必須訂閱，根據某個單位下屬部門多少，人員多少，落實足夠的份數，訂報刊款直接從應撥付的財政經費中扣除。國家級的黨報、黨刊之外，各省市也有黨報、黨刊，也被列入必須訂閱與財政扣除款項的范圍。如此一來，一般的基層單位只需訂閱十種左右的報刊雜志就可圓滿完成任務。還因為是財政支付報刊訂閱款，再不用為這筆不小的開支東挪西借，基層叫好聲一片。

　　工人報屬於不折不扣的行業報，隨著國企大量倒閉、改製，工會地位也隨之漸行漸遠，報紙的發行量同樣每況愈下。我好歹為報社服務一兩年，問及“西部工人報”發行量究竟多少份，社長們拒絕回答。林站長早就教育我們要統一口徑，對外放話是發行量30萬分。媒體同行們卻眾口一辭說工人報發行不會超過三萬份。

　　有次到市郵政局采訪，順便問投遞班的同志們，工人報每期的發行量究竟是多少份?他們說非常精確的統計數據是:工人報在漢水市發行量為兩千份。 以此類推，全省十地級市總發行量可見一斑。而漢水市擁有工礦企業的數量、職工總數，在全省十地級市中位列第五，後面的幾位“兄弟”還要差一些。另外，漢水市兩千份工人報的發行量中，某一家大型國企達到五百份，可見發行面窄又集中。除此而外，多數黨、政、事業單位(包括公、檢、法)盡管都有工會組織，卻不一定訂閱工人報。工人報的尷尬處境和面臨的生存危機，不言自明。

　　或許是預測工人報今年發行在政策的乾預下，有可能遭遇‘滑鐵盧’，省總工會由兩位副主席帶隊，分赴全省各地級市指導、檢查工作。到漢水市來的是省總孔副主席、省總宣教部鄧部長、報社馬社長，一行人浩浩蕩蕩乘三輛小轎車於某日下午抵達漢水。接待工作自然非市總工會莫屬，記者站也不能袖手旁觀，一樣很忙乎。漢水市委主管工會工作的是市委副書記牟詳明，省總領導們不顧鞍馬勞頓，一乾人立即在市委第二會議室進行座談。我和林站長鞍前馬後拍照、寫動態報道。

　　忙乎到晚上九時半才得以閑下來。馬社長將林站長叫到賓館會客室，問道:“你以前是不是雇傭過一個叫‘榮國齊’的人?他是不是與記者站有經濟糾紛?”

　　什麽?這等鳥事社長也知道啦！林站長心頭“咯噔”一下，強裝的笑臉立時晴轉陰。(快捷鍵←) [上一章][回目錄] [下一章] (快捷鍵→)書簽收藏 投推薦票 打開書架 返回書目 返回書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