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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紅雨、胡敏來找韓賢珍，諶娟、吳輝玲因為等班，沒事可做，也跟了過來，當然還有總是跟著吳輝玲後面的韓宗久。他們剛跨進月門就看到向新有房間了有好多人，而且韓賢珍和李果兒姐妹也在。就連當班的李玉蘭和劉明霞也站在房間外面向房內探望。

　　那裡卜教授在講話。

　　卜教授說道:“前些年，我們議論最多的是我們打不打得贏，政府還可以往哪裡搬的問題，現在我們喜歡議論什麽時候反攻、打到什麽地方為止，這樣的問題。無論是先前的問題，還是現在的問題都會因為戰爭的結束而找到正確的不容置疑的答案。可有一個問題卻不會因為戰爭的結束而停止爭論，那就是:日本人為什麽打我們，為什麽能夠打我們，這個問題。有人會說:日本的武器好，日本人比我們狠、比我們齊心。似乎這就可以回答一切。如果誰有力氣，誰狠毒就可以肆意欺壓別人的話，那文明的發展就沒有意義了，世界回到盤古開天地之前的混沌之中才是最佳選擇。既然人類要擺脫混沌，那麽智慧和智慧的凝聚才是最有價值的，力氣和狠毒因為沒有價值而將變得十分虛弱，最終將會消失。這是上下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的總基調、廣泛使用的邏輯，最基本的原理。從這一點看，即便我們失敗了，我們的政府不得不交出統治權，那又怎麽樣！那只不過是一小部分人的失敗，只不過是顯性政治的失敗，文明仍然頑強地主宰著世間的一切。

　　“在那突出顯性政治作用的國度裡，物資堆積如山、所有人都按天皇一個人的意志辦事，那又怎麽樣！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過這樣的情形，最終任何強勢都將屈服於理性的力量之下。先秦所倡導的理性，直至宋代所形成的普遍的相互尊重和信賴就是中華文明牢不可破的基石。那個蕞爾小國，低級而簡陋的文明，也想和我們堅如磐石的中華文明抗衡，真是蚍蜉撼樹，最終逃不過失敗的命運。現在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我們將從容面對即將到來的勝利，正如我們曾經從容面對苦難一樣。”

　　“西方文明是不足道的，他們的以宗教為基礎的文明與我們的由理性編織的注重個性自由的文明難以兼容。我們的文明更有力量，更具持續性。近來的幾個世紀，西方靠經濟市場的特別作用將人們利己的行為巧妙地變為為不確定的他人服務，也就是為整個社會服務的行為，市場的化腐朽為神奇作用促進社會進步。但這種進步是表面的，有限的，因為它並不能與法國大革命所提出的平等、自由、博愛相諧和。

　　“當然，中華文明也是有缺陷的，我們要改造它。仁義禮智信這是五常，仁，講究等級，講究由近及遠的社會關系，這對一個不大的團體，例如家庭、家族和一個山村來說是有益的，但對於到處都是陌生人的龐大的社會，對於有四萬萬人的國家，仁的意義是渺小的，過分誇大仁的作用是悖逆良知的。義，也是這樣，仁和義沒有本質區別，仁是先天決定的義，義是後天形成的仁。而禮是仁和義的包裝，這三者都需要改造，要改造成以普遍信賴為基礎的，以法制、道德和自由為原則的，以理性為手段的不斷進步的社會。

　　“其實這種改造早就開始了。以‘義’為例，現在我們說的‘義’和孔子、孟子那個時候所說的‘義’已經完全不同了。我們現在說的梁山泊的義，關雲長的義，是在兩宋時期，由勾欄瓦舍，這一民間藝術殿堂所提煉出來的，

反映了最廣泛民眾的情趣、好惡的，體現社會價值觀、社會主流意識的人與人交往的行為準則。這個‘義’，一度成為了我們邏輯推理的起點和價值判斷的標準。　　“不是說要實現共和嗎?你說的普遍信賴是共和嗎?”有人問。

　　卜教授想了想說道:“這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很麻煩的，我今天簡單說一下吧。

　　“我們為什麽要相互信賴呀！那是因為我們要進行利益互換和分工合作;我們為什麽要實現普遍信賴呀！那是因為我們想實現無阻礙的利益互換和分工合作。我們這裡把利益互換和分工合作統稱為利益互換。利益互換有多種形式，最原始、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是直接互換，但直接互換隻發生兩人之間，社會性不強。大社會中最常見的是間接互換。間接互換有兩種不同的媒介，一種是物，一種是人。以物為媒介的間接互換是經濟;以人為媒介的間接互換就是政治。

　　“可人是有意識、意志和自身利益的，人在充作利益互換的中介時，很難不把他自己摻和進去。這樣政治就出現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全方位摻和了的，我們稱之為專製;一個極端是沒摻和的，我們稱之為民主政治。共和介於兩者之間，並具有向沒摻和的民主政治，這個極端發展的趨勢。

　　“共和政體中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團體，這些團體，就是政黨。由於代表不同利益集團，所以政黨的政治活動是摻和了自己利益的，這毋庸置疑。如果不能出現多黨製衡，這種摻和就變成了獨享，當權力擴大到一定程度，他就會脫離原有的利益集團成為專製。多黨製衡就是共和，由於有向民主政治發展的趨勢，而與普遍信賴契合了。現有的歷史階段共和政體和普遍信賴是相互兼容，相互促進的。

　　“這一問題我只能說這麽多，政治上的事情不能想得太深，最好是初嘗輒止，希望大家體諒。太過麻煩！太過麻煩！”

　　卜教授連續幾聲的“太過麻煩”，引來了哄堂大笑。

　　待大家情緒平複下來，卜教授繼續說道:“中國歷史上有個很好的年代，那不是想象中的烏托邦，而是曾經的事實，那是北宋時期，也就是寫《嶽陽樓記》的范仲淹所在的時代。《嶽陽樓記》中有句很著名的話有人記得嗎?對，‘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果說這話只是一種感慨、一種願望，倒沒有什麽。古人的恆言警句還有很多，其中也有說得好的。但如果這是他真正的人生態度，真正的為官表現呢?如果不只是他一個人，而是一批人，他只是其中之一呢?那是多麽美好的時代呀，在那個時代，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賴，比現在要多得多。所以說以普遍信賴為基石社會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例如，現在。你們都在聽我講我的理論，是因為你們都相信我講的對你們有益無害，當然，我也希望我的理論為更多人的所接受: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普遍信賴。今天鄉公所叫我們來擔任翻譯的工作，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得到我和樸先生的幫助，我們也相信我們的抗日願望可以通過在這裡的翻譯工作而得到實現:我、樸先生和鄉公所之間又存在另外一種普遍信賴。

　　“中國歷來有善惡之爭，就是關於人的本性是善的，還是惡的的爭論。爭論了幾千年，都沒爭出個結果來。儒家說‘性本善’，可他們說的是‘仁義’基礎上的‘性本善’，儒家認為如果去掉了‘仁義’基礎，善就成了偽善，還不如‘性本惡’，這樣一來‘仁義’倒是最根本的了。可西方人卻說‘天賦人權’、‘人人平等’他們的善完全沒有‘仁義’基礎。可見‘善’是可以沒有‘仁義’基礎的:這就是我們一二十年以前急不可待的要衝破封建禮製約束的原因。

　　“法家講‘性本惡’它從根本上否認了人與人之間信賴與依存關系，這是商鞅變法以來，秦朝統一中國以來， 主流政治制度的理論源泉。它實際上是反人類的，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千百年來，中國之所以有發展，是存在於各階層的普遍信賴在起作用，雖然這些東西沒有被歸納出來，形成聖人之說，但它的實際作用無所不在。舉個例子吧，科舉制度曾經起過好的作用，那麽科舉制度為什麽能實行呀，那就是因為多數人認為讀書人是值得信賴的，存在普遍信賴。”

　　向新有問:“社會的基石難道是信賴?”

　　卜教授說道:“當然。再說下去就太學究了，不知道大家願不願意聽。”吳輝玲率先說願意，其他人應和了吳輝玲。

　　“那好！”卜教授說道，“今天本就很累，一些東西隻簡單說一下，大家日後慢慢理解。”

　　卜教授又拿出一支煙來，但沒有點燃，夾在手指間，他說道:“我們假設有一個很小的，完全獨立的社會，這個社會裡只有兩個人。要讓這兩個人長期在一起，首先這兩個人得相互信任，不存在爾虞我詐、爾詐我虞的情況。要是兩人之間你擔心我害你、我擔心你害我，兩人早就分開了:這就是信任，是兩人長期在一起的充分條件。再有就是依賴，二個人要長期在一起還要相互依賴，你需要我、我需要你，這是必要條件。有了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這兩個人就可以長期在一起了。這個充分必要條件就是信賴。從兩個人擴大到我們現在的社會，信賴仍然是社會存在和維系的充分必要條件，是社會的基石，反應社會文明的發展程度。你們先討論一下吧！我出去抽支煙。這裡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