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魏徵等李唐王朝高層之所以這麽看重下一代素質的培養，原因就是李唐王朝這幾年的發展，需要更多的人要出來主動作為。這樣才能使得發展速度，提到李世民等人希望的程度，因為李唐王朝的底子畢竟有些薄，發展速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而現實打了李世民等人的臉，整個李唐王朝在主動貢獻方面，非常的欠缺。整體流行的文化氛圍，竟然是自私自利。

　　這個現實讓之前一直感覺良好的李世民，臉面上有些過不去了。但是他也並沒有直接爆發脾氣，而是冷靜下來，讓魏徵去做詳細的調查。

　　最後經過魏徵等人一年多的收集各種信息，得出了比較真實的數據和共識。

　　確實李唐王朝這些年，整體的文化氛圍是自私自利佔主流，其中表現最明顯的行業竟然是官吏和商人。商人還可以理解，畢竟商人是逐利的，無利不起早的印象，大家一直有。

　　可是官吏也有些自私自利，是很多人之前沒有想到的。官吏在這方面的表現，主要是各自為政，互相拆台、落井下石、看彼此的笑話等等。

　　這樣做，就是希望很少有人能和自己競爭，不管是官位上的競爭，也包括各種利益爭奪時的競爭。

　　而且這幾年新政治體系的變革，使得這種情況更嚴重了。雖然變革之後官位增加了，但是每個官位能獲得的利益也增加了，所以競爭更激烈。

　　雖然朝廷鼓勵，也要求各個職位的官吏互相配合，提高各種政策的實施效率。但是官吏們還是因為各種原因，而導致配合的過程不是那麽盡如人意，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他各個行業都是差不多這樣的認識氛圍，還有一個意外又不意外的行業，反而在這方面表現的最好。

　　學醫行醫行業，這點從一個人開始學醫的時候，就被教導學醫一定要有懸壺濟世之心，才能學到真知識，救病人於水火之中的思想觀念有絕對關系。

　　而行醫者中，遊醫等類似孫思邈這種杏林高手，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他的大夫，雖然認識上沒有像遊醫那麽高，但是整體評價上還是高出其他行業很多。

　　行醫裡最自私的是各種藥房，最後眾人把這個原因，歸咎於錢。什麽事，一旦涉及到錢了，就容易使人眼裡只有錢了。

　　但是不管是行醫還是賣藥，大部分都涉及到人命關天的問題，所以還是有很大比例的藥房掌櫃和坐堂大夫，還是很有仁慈之心的，偶爾施舍一些藥，或者免費看病，或者藥費診費降些價。

　　只是這種情況不是常態，這和孫思邈等人的思想和作為，還是差著不小的距離。

　　還有一類人，也沒有自私自利，並且在他們之中互助互利發生的概率是最高的。他們嚴格意義上不能算是一個職業或者行業，因為他們就是最窮的底層百姓。

　　在他們眼裡，互相幫助才能增加生存機會，自私自利反而更容易死掉。這不是他們的思想有多麽高尚，也不是他們的人品有多純潔，一切都是生存環境逼得。

　　而佔李唐王朝人口比例最多的普通百姓，同樣有著自私自利的傾向，也不是百姓的人品有多壞，他們的自私自利，原因也是為了更好的生存下來，不至於再掉入最貧窮那一檔。

　　最後總結這些信息，李世民等人得出一個共識。李唐王朝現在的這種自私自利之風，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思想上沒有經過良好的教育而自然生成的以我為主的認識;二是社會發展非常落後而導致的，

使得名和利在生產生活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這兩個方面，在歷史上也是如此，社會整體發展比較好的朝代，人們的自私之心表現的就不突出。而那些教育氛圍非常濃鬱的地域的百姓，也非常少有自私自利之人，這點最明顯的就是書香門第、書香世家。

　　雖然並不是特別的絕對，但是籠統的看，確實是如此。

　　為此李世民等人制定了李唐王朝改進這方面問題的方法。

　　首先就是教育，學校教育之前就重視學生素質的教育，在原有基礎上，對素質方面的權重又增加了一些。

　　學校的教育好說，成年人的觀念改變就比較難了。因為成年人的思想已經形成了定式認識，輕易是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所以必須使用一些手段，才能達到朝廷希望看到的結果。

　　首先就在立法上，在原有誠信法的基礎上，增加了對於自私自利方面的懲罰措施。不是判刑那種手段，而是在其他生產生活的重要方面，比如貸款降低甚至是取消資格，或者取消他們獲得各種優惠或者福利的機會等等。

　　其次則是利用報紙，評書等各種文化產品，進行正面的宣傳，使得人們逐漸的認識到自私自利的壞處。對自己、對社會、乃至對整個國家。

　　朝廷的目標沒有特別大，不指望短時間內讓百姓全部轉變成以助人為樂、互幫互助為榮，但是一定要形成自私自利可恥的共識。

　　第二個方法就是在發展經濟上，沒有錢餓著肚子，想讓人們不自私自利是有些強人所難的。就一個饅頭，我不吃就餓死，這時有人強迫我把饅頭給他，說是什麽助人為樂，那這個人一定更壞。

　　所以思想的認識提高的同時，一定要跟隨著生活質量的同步提高，這樣才能把認識和實踐相結合，真正提高李唐王朝百姓的整體素質。

　　這時就體現出朝廷推出新的變革計劃的必要性，給農民多分地，鼓勵發展各種工商業，一切都是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並且把這些財富分配到更多人的手裡，盡量達到公平分配，使得所有人都能在發展中成為受益者。

　　為了保證分配的公平性，朝廷也制定了具體的執行策略。主要針對的就是各種工商業，因為商人的逐利本性，以及李唐王朝現實的商人們的表現，都使得朝廷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他們身上。

　　李世民等人在這裡所說的公平性，不是那種烏托邦式的平均分配，而是非常注重付出與回報之間的關系。

　　其實從這點上看，工商業的各個工廠企業主，他們的付出是最大的，理應獲得最多的回報。只是這個最多也是有限制的，朝廷是不允許無上限的追求回報的，因為這樣是不能長久的。

　　細水長流的道理不止是朝廷懂，商人們更懂，很少有那種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顧及長遠發展的商人。當然除了那種隻做一錘子買賣的商人，對於這種奸商，李唐王朝的打擊力度也是最大的。

　　根據李唐王朝的發展現實，朝廷對於各種商人追求的利潤回報率沒有硬性規定。原因不是不想，而是朝廷自己就擁有全部的產業，完全可以用自己控制的國企，來間接的影響他們的利潤回報率。

　　但是朝廷對於商人們，還是有一個部分是嚴格規定的，那就是工人的工資獲得。這方面除了有最低工資的規定，現在又多了一項，那就是商人們獲得的收益，最少要有百分之十五來作為工人的工資。

　　這個比例如果低於工人最低工資的獲得，則不能降低工人的工資。反之則必須補足差額。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工人們獲得發展紅利的機會，盡量保證公平性。只有商人們和工人們都能在發展中獲得不錯的收益，一個社會的發展才能健康持久。

　　任何敢於違反朝廷這些規定的工廠企業主，都將受到朝廷的重擊。因為相對他們違反朝廷規定所帶來的各種問題，沒有他們對朝廷和百姓來說，才是更重要的事。

　　所以李唐王朝的商人們發現，隨著經濟發展越來越好，他們受到的約束也越來越多。雖然總體上的收益是不錯的，但是商人們心裡總是有些不舒服。

　　但是他們都不敢明面上反對朝廷的規定，因為雖然李唐王朝這幾年經濟發展越來越好，但是李世民等朝廷高層對於商人們還是打心底的抱有警惕之心。

　　社會經濟發展離不開商人，他們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們的存在不是必須的。尤其是那種自私自利的商人，更是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

　　綜合這些認識，朝廷最喜歡的是擁有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的儒商，只是這樣的儒商，現在的比例還很低。

　　對於怎樣提高這類商人的比例，朝廷專門組織過一次大儒思想辯論會。與會者都是李唐王朝非常有影響力的學者，以儒家大儒為主，還有一些其他家的泰鬥級人物，比如法家、農家、墨家等等。

　　主要就是討論自私自利這個人性的本質問題。

　　最後這些大家形成了一個共識，自私自利這是人性中的弱點和缺點，就和好吃懶做一樣。而要想改變這個弱點和缺點，就必須要有一些手段，就像朝廷現在規定的這些內容。

　　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教育，教育才是能從根本性上改變一個人的唯一途徑。這方面儒家的很多思想就能起到重要作用，這點其他家的學者也是非常認可的，包括最重規矩的法家學者，也認可教育的唯一重要性。

　　這些泰鬥級的學者，對於朝廷這些年越來越重視教育，都是非常滿意的，尤其是其他家以前不是主流的學派。現在朝廷推行的公學，使得他們又看到了春天，發展自己學說的機遇。

　　這個機遇僅次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