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言志明聽其他同事在采訪過程中，也聽很多單位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明明知道假記者，還不敢動怒，更不敢報警。

　　其實對於假記者，言志明也是心惡痛覺的。這真是一些老鼠屎，壞了一鍋湯啊！而且弄得他們這些真正在主流媒體工作的記者，下去采訪都很被動。打電話一溝通，人家一聽是記者，直接拒絕！這tmd！

　　這樣的情況，越到基層越嚴重。這些假記者們可以說到了膽大妄為、肆意而為的地步。他們往往都是十多個人為一個集團，每兩個人一組，開著車到鄉鎮轉悠，看著哪家工廠的煙囪冒黑煙，就直接過去，以“查環保、曝光不良工廠”為由，給人家工廠要錢。每次要的也不多，每個人1000元，當然，車也要算一個人。企業一看，3000元錢也不算多，抱著給錢少是非的心理，也就這麽過去了。要說這樣假記者，真是摸透了企業的心理。3000元是個坎，不多不少，在企業的承受范圍內。要是張嘴就要一萬，那企業肯定要通知鄉政府和宣傳部了，這樣就麻煩了。

　　一天，這一組假記者能夠轉至少4個企業，每天的收入，可想而知。

　　這還不算完！每天這幫人還要回去開總結會，互相交換線索。第二天，他們再交叉采訪。AB記者今天采訪了這家企業，要了3000元。明天，CD記者又來了，還是針對昨天AB記者的問題進行采訪，又要3000元。後天，EF記者又來了……

　　但這幫人也知道把企業惹毛了自己也受不了。因此，他們內部規定，一個企業最多去三趟！等企業被“輪奸”的有些痛苦、想要反抗的時候，他們就拍拍屁股，穿上褲子轉戰他地了。

　　當然，也有不怕死的。不知道是腦子出了問題，還是想著逆向思維，大賺一把。

　　以產煤主城的S省一家企業負責人接到自稱某中央媒體駐站“記者”錢某的電話，稱接到群眾舉報，與幾名中央級媒體專程采訪該企業私挖濫采一事，並表示已拍攝了相關視頻。

　　見面之後，錢某拿出一份“新聞稿”，開口便說:“這事兒也沒啥難，我幫你們傳個話兒，他們兩家就可以不發稿。”企業負責人立即明白了，孫某要的其實是“封口費”，便試探性地問價，結果對方開口就要了20萬元。

　　企業負責人感覺錢某流裡流氣，而且張口閉口就是錢，根本不像記者，於是就產生了懷疑，隨後報了案。警方根據線索抓獲了錢某及“同行”。他們冒充中央媒體的記者，並偽造記者證、工作證，利用一些企業花錢買平安的心理，合夥敲詐。

　　而大多數群眾和基層一線幹部缺乏對真假記者的辨識能力，往往輕信被騙。一張來歷不明的“采訪函”和一個“嚇死人”的名銜，加之受害人“破財免災”的心理，使假記者們有恃無恐。此外，由於假記者作案手法隱蔽，往往暗示被敲詐對象，除非警方當場抓現行，一般很難取證。

　　“一年光我接待的記者就有300多人次，其中很多人連記者證都沒有。”S省某縣一位宣傳部門工作人員說，“他們有的專找問題，再談版面費、讚助費;有的一來就提各種要求，不答應乾脆坐在辦公室不走，搞得沒法正常工作。我見過很多記者的名片，有的名片名頭大得嚇死人，印著‘國際通訊社’負責‘亞洲報道’，還有打著國家某部委旗號的，共同點都是口氣大。”

　　“我們最怕的是，假記者與真記者內外勾結，

謀取非法利益時由假記者出面，出了事就會有真記者來乾預。”在之後的采訪中，曾有基層鄉鎮的幹部對言志明說。這是最容易得手的招數，也最讓工作人員頭疼。問題的症結在於，假記者不可怕，但在他們的後頭，不少有真記者“撐腰”。曾有某市中學校長報案稱:一手機號碼給其發短信，稱其是“聚焦網”記者，手中掌握有學校違規收取讚助費百萬元的稿件和視頻，以要在網上曝光為由要挾索要錢財，後經討價還價達成給7萬元便不發稿的協議。這個校長多了個心眼，在和對方達成協議後，馬上報了警。民警在校園內將取錢後離開的兩位記者:房某某和曲某某抓獲。經查，房某某是供職當地某報社的真記者，而曲某某則是假記者。　　以真記者為依托，如果敲詐不成就在媒體上予以曝光，從事詐騙活動，是這類新聞敲詐行為的慣用伎倆。真假記者勾結與當前一些媒體內部管理混亂有關。少數媒體片面追求經濟效益，隨意在基層設置分支機構、聘用人員，相關管理卻十分混亂。特別是一些報刊、網站在地方建站很簡單，有的還可以發“記者證”。但這些“承包者”在基層如何運作，一般情況下“上面不會過問”。

　　多年後，曾經在坊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手機段子，題目是《國人的一天》:早上起來，穿上冒牌運動裝出門，街邊店裡買了兩根地溝油炸的洗衣粉油條和一個蘇丹紅鹹鴨蛋，衝了一杯三聚氰胺牛奶。中午不回家，在單位食堂要了一盤注水雞肉，一份農藥韭菜炒有毒豬血，再來一份翻新陳米飯，實實惠惠吃了個飽，回辦公室泡了一杯香精茶葉，瀏覽了一會兒假新聞。下班後路過菜市場，買了條吃了避孕藥的魚和一斤尿素豆芽，外加兩個膨大劑西紅柿，回家燒了三個菜，再開一瓶甲醇酒，喝上二兩，吃了一個硫磺饅頭。飯後散散步，禁不住吆喝，在路邊地攤上買了一本盜版的小說和光盤，回家津津有味地看到了凌晨一點，然後鑽進黑心棉做的被褥，摸著兩團矽膠進入了甜蜜的夢鄉。假新聞被編入了手機段子，這也許意味著假新聞已經由一個行業現象“升格”到了社會現象。仔細想來，假新聞既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道德問題，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法律問題，表現形式多樣，生成機制複雜，社會危害廣泛且長遠。

　　曾經有過的“某局副局長持槍毆打記者案”。後來查明，這幾名被打者是假記者，是借違規項目來敲詐的。

　　看來，查清一支槍的真假比查清一夥人的真假要難多了。但是話說回來，即使這夥人真的不是記者，即使他們的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敲詐，也不能改變事情本身的性質，這位副局長的問題遠比幾個小騙子的問題嚴重得多。幾個小騙子玩玩心眼，耍耍手段動搖不了國家的根本;而一些官員公權私用，一手遮天，把國家的利益變成私人的財富，巧取豪奪，還變著花樣的想把水攪混才是一個國家真正的危機。這就好比小偷偷出了貪官，到底是小偷更無恥，還是貪官更可恨，每個人心裡都會有自己的一杆秤。其實事情很簡單，如果這幾個人真是假記者敲詐，或是有個把真記者借職務之便行敲詐之實，該怎麽處理法律早有規定，司法也早有判例，不用別人替他們操心。

　　遊蕩在各地的假記者不少，但真正暴露出來的卻很少，說得嚴重一點，這些人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產業。他們憑借著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記者”身份，四處遊走，而且他們多半是“組團采訪”，即使是敲詐也敲詐得明目張膽、聲勢浩大。甚至在必要的時候他們也真的可以公開發表一點東西，讓被敲詐者即使知道他們是騙子也不敢小視他們的能量。但這些人歸根到底隻是寄生在不健康社會肌體上的寄生蟲，以社會中的腐敗和病灶為食。他們是整個社會食物鏈中最奇特的一環，就好像蒼蠅逐臭一樣，沒有社會中那些肮髒、腐敗的東西，沒有那些病灶與病毒，也就沒有他們生存的土壤。如果在某個時期、某個地方，他們的行動異常活躍，他們的生存異常亢奮，那恰恰說明了彼時彼地社會肌體嚴重受損。

　　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能明白，與其和這些騙子小醜們浪費精力和時間，不如真正下決心鏟除社會的腐敗和病灶。基層權力的家族化、個人化，公共權力的私利化，給了這些小醜們充分的表演舞台，讓他們的膽量越來越大，敲詐屢試不爽。所以，當我們的一些媒體和評論者在追問這到底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鬥爭，還是一場狗咬狗鬧劇的時候，不妨再多問自己一句，這有那麽重要嗎?還是不要讓這種所謂的“揭密”掩蓋了問題的本質，干擾了人們的判斷吧。

　　其實，記者是一種職業，說高點，是社會良心，從事這個職業，就是記者，有社會良心，就是好記者，本質上和證件無關。

　　要是說起來，還有一個層面，那就是許多“假記者”是一些非主流媒體駐地方記者站雇傭的工作人員衍生出來的。在各地設記者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些非主流媒體的贏利方式。一位非主流媒體駐站站長曾說過， 雖然在駐地注冊登記上明確規定單位全額出資，但實際上單位不付給記者站一分錢，相反每年記者站要交幾十萬，否則站長就面臨著下崗的危險。這就和企業的層層轉包一樣，記者站也隻好再將指標下分轉包到各縣區。

　　一個記者靠寫稿，每個月的工資也就一千多，剛參加工作的甚至隻有幾百。但是，假如去做有償新聞或者替別人擺平一些事，“每年拿個三十來萬是輕而易舉的事”。在業內，於是流傳著這樣一句順口溜:“一流記者炒股票，二流記者拉廣告，三流記者寫外稿，四流記者拿紅包，五流記者為本報。”

　　在沉甸甸的大紅包面前，言志明相信，沒有幾個人能夠拒絕這樣的誘惑。畢竟，自己還要吃飯、人家要生活，這都是不能離開錢的！

　　他自己也在思考:假記者敲詐，那是錯誤的，是違法的。但是像他這樣的真記者，僅僅靠一個月的“稿費”生活，就真的那麽能夠清心寡欲、隨遇而安了嗎?

　　其實，言志明還是太嫩了，他不知道:那些個已經混不吝的“老油條”們，甚至能夠拉下臉來，去排隊拿“封口費”！

　　S省，對，就還是S省，這個產煤大省，就是媒體的風口浪尖！S省的煤礦發生一起死亡礦工1人的責任事故。事故發生後，兩天內共有23家“媒體”的28人以記者名義前往這個礦，領取礦方以各種名義發放的“封口費”。然而，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個事件曝光的本身，也是記者揭露出來的。老板送給記者兩個稱號:“端著新聞飯碗的丐幫”和“吃新聞飯的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