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東南亞某國，叢林邊緣的某個小鎮上，創業者們來到了這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葉就已經存在的廠區。車間、倉庫和宿舍大門上除了十年前粘貼的發黃封條，還有門框和門沿上零星但擁有層層網格的陳年蜘蛛網，蜘蛛網的主人對這些並不常見的人類也產生了一些好奇才會有的神經化學素。

　　在這個佔地十來畝，實際總建築面積不到兩千平方米的廠區中，是十多年前鄰國大廠已經淘汰十余年的老舊設備。這些設備中，甚至有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便已經存在於史上的古董級機械。創業者們來到這裡，就是要用這些早已被主流大廠們遺忘的“鐵疙瘩”，加上本地幾近文盲的普通工人，製造出十多年來本地的第一包輕工業成品。

　　若是普通的創業行為，普通人會選擇基礎條件更好一些的大城市或國家，因為創業者無需擔心無法獲取現代社會種種最基礎的若乾種服務——比如被稱為“工業血液”的電。而在這裡，創業者們首要解決的還不是面前這些陳舊設備如何開動、如何產出的問題，而是應該如何獲取此地以前未有過的380伏三相動力電的問題，十多年前的先行者們用的柴油發電機，早已無法使用。

　　好在，這裡有一座比這個工廠年代更古老的小水電站，電站水輪機的功率，但並不水輪發電機被發明那個年代的產品高很多。創業者們在維修車間中機器的同時，便是用鋤頭和鏟子，將這個小水電站蓄水池和前池中常年積下的淤泥清理乾淨，使得那台小型水輪機的功率能至少滿足一台設備的政策運轉。不過，由於這裡旱雨兩季的極端分明使得這種靠天發電，沒有任何調節能力的小水電站，在冬季無雨之時，也僅能滿足每天三四個小時的發電。

　　就在這樣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創業者們從本地市場走向所在地的北方市場，進而走向該國的全國市場;在全國市場中有了一定份額後，便開始了為全世界很多生產條件尚不如這裡的地區生產廉價成品。在這個過程中，創業者們用幾乎賺得的每一分錢，重新投入了生產條件的改善，直到2025年底，工廠的生產條件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創業者們通過談判、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得以花費資金從鄰國引來了全年不會停歇的動力電源;創業者們通過說服、發動本區的長期沉迷於種植罌粟的農民，改種被世人歡迎的農作物，以解決工廠的原料供應;創業者們製造半成品的流程，從散鋪在地上用鐵鏟、肩扛式噴壺和原始的大鐵鍋，到半自動化，到全自動化的生產設備;創業者們的包裝工藝，從三百平方米裡黑壓壓兩百多位手包工人每天每人一百余包可憐的低下產能，到初級的自動化每分鍾一百五十包，再到高級的每分鍾一千包速度的包裝機……

　　創業者們和這個工廠的發展歷程，可說是在整體人類社會高速工業化下的一個典型縮影。技術的進步得以讓資本的投入可以獲得成倍，甚至數十倍的產出和利潤，同時，也是不斷讓人工勞動退出整個生產工藝的過程。以2030年的情況來看，整個工廠的人類工人數量，從此工廠剛建立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葉需要三百余人，到2015年初步復工時的一百五十余人，到2018年更換初級自動化設備，並成倍擴充產能時的二百余人，到2025年全自動化、智能化時的不到三十人，四十多年間確實經歷了近似於滄海桑田般的變化。

　　盛行於十七至二十二世紀，

對於人類社會和經濟組織方式的經典詮釋，被認為是“資本主義”這種政治經濟一體的社會結構描述上的“聖經”，《國富論》(The Wealth Of )的影響力從它的作者當·斯密(Adam Smith)使之問世以來，直至今日都是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重要的參考文獻。　　《國富論》中，系統地提出了人作為個體，作為勞動力本身的創造者和輸出者，在那個即將走入工業革命的時代和社會中應當，或是說，需要扮演的角色。在那個蒸汽機加入人類生產勞動的前夕，那個工業革命即將開始並改變世界格局和人類生活方式的破曉時期，人類的勞動因為市場的需求，因為供求關系的需求，被以分工的形式簡化。而在簡化的同時，卻在單一的勞動形式上，不斷地被要求專業化和專一化。

　　勞動的細分和專業化，使得勞動本身，或是人力所能轉化的生產力，得以越來越容易被貨幣化，或是簡單地說，被以工資的形式表達出來。用《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的話說，即從律師、醫生、鐵匠、裁縫到屠夫、劊子手、銀行職員、保姆和教師，各種職業在社會中應得的報酬，都會顯性地或隱性地，以這種職業學習難度、淘汰率、工作環境等等因素，在他們的貨幣收入中集中體現出來。

　　這樣的過程和結果，實際上從《國富論》成書之前就已經在歐洲各地，在亞洲很多手工業發達的地區已經悄然開始。即便，後來的技術革新，從蒸汽機到內燃機，從內燃機到電氣化，從電氣化到信息化，從化石能源到聚變能源，勞動得內涵卻沒有本質的被改變。這個整體的過程，卻花費了人類近六個世紀來走完其不斷變化，不斷重塑著人類社會的過程。

　　比《國富論》晚出版大約一百年的《資本論》(Das Kapital)和《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在它們發表後的近三百年裡，裡面所蘊含的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哲理所指導的共產主義運動，被認為是和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社會經濟政治組織形式。作者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預想到了後面的對抗，也預想到了二者最終在人類社會中的和解與熔融。因為，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二者雖然在立意和本質上有著巨大區別，但更可以看成是人類社會處於工業革命發展的兩個不同時期，即破曉時分的田園祥和，到中前期初露猙獰時期，人類需要為自身發展作出的若乾調整。

　　同樣用勞動力的角度來看，共產主義運動的核心在於，將資本主義和古典經濟學派所提倡的，由資本和市場主導來定價並貨幣化的勞動行為，反客為主地成為社會生產力的組織者和規劃者。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必然會構建出一套從下而上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方式和管理方式。

　　然而，在這個人類已經踏上開拓宇宙的征程一百余年，即已經基本擺脫土地作為絕對重要生產資料，人類勞動作為絕對不可或缺生產要素，能源在地球上被認為是總量有限且在可見未來將會被耗盡的年代，上述兩種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組織形態，卻能被分析出更多暗藏的要素。

　　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三世紀的五百年中，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相互影響下，被稱為工業革命的技術革新迎來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峰。伴隨著技術的進步，勞動的內涵雖然沒有本質的改變，但在不同社會形態和管理方法所體現的法律與政治手段下，對勞動的應用和產生勞動的人類本身組織方式，總是朝著更利於社會總體生產能力和效率的方向在發展。也許，在不同文獻和記錄中，兩種對立的社會形態對此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站在今天的視野回溯數百年尺度的社會發展，這個問題卻讓人豁然開朗。

　　我們審視勞動的組織方式時，若把工業革命前的農業社會稱為人類社會形態的第一階段，則此階段由於需求、生產技術、生產方式的限制，絕大部分依托於自然所賦予的稟賦農作，並不能使人類本身的生物屬性有太大改變。而在後來的社會形態第二階段，即工業革命開始後的人類社會，農業與農作在技術進步的背景下，雖然總量在不斷上升，但勞動量和創造的價值本身在全社會的比重，卻在不斷下降。

　　這就意味著，從原始人類解放雙手開始采集果實，到隨後的馴化各種組成主糧的農作物，到定居後的農耕形態或基於馬匹牛羊與草原的遊牧形態，在工業社會中，依托於自然的生存形式幾乎被徹底打破。這樣的情況下，人類基因中存在了百萬年的生物秉性，必須在這樣的生產方式下作出被動的調整。由此，我們看到，從十八世紀至二十二世紀，全人類的自然增長率在緩慢下降，而且，這樣的趨勢在先進入工業革命或工業時代的國家和地區往往更早到來，而後來進入該階段的國家，也往往在發展到一定階段，自然生育率的下降也必然到來。

　　在閱讀過去若乾文獻的時候，總能看到詬病各國生育政策的文章，文章中的字裡行間總是將這樣更大尺度的生育率下降趨勢，僅僅片面的聯系到數年和數十年間的某些國家政策。而今我們知道，這些政策僅能夠在不大的范圍內，影響短期的人口變化，也僅能左右短期內加速或減緩自然生育率或人口增長率的趨勢。

　　在這裡，突然想到一個二十至二十一世紀年間，一個重要的經濟學理論，邊際學派的論述，即在市場完全競爭的情況下，一個成規模的工廠或組織，將在邊際成本等於平均可變成本時，選擇停止生產。若將此概念套用在人類勞動和勞動對整體社會發展貢獻的模型中，也許可以這樣發展:在社會勞動力總量，或總勞動量區趨於穩定，或預期增長率也趨於穩定的條件下，供給勞動力的個體——即人類本身，會不斷提升勞動力的單位產出以換取更大的貨幣報酬或收入，直至勞動所能得到的邊際收益最終趨向於社會發展所需的總勞動量所能付出的平均單位勞動量的貨幣支出。

　　在此模型中，人類個體一生的勞動時間總量是基本恆定的，而人類個體用於提升邊際產出與邊際收入所需的時間，即人類個體作為工業或社會人格的總時間，與此個體用於個人生活和人類作為自然或生物個體活動所需要的總時間，二者形成的是此消彼長的零和競爭關系。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在人類社會走入工業革命期間的四百年裡，人類總體的自然生育率總是處於下降趨勢，表象即為一些先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甚至出現了人口負增長的問題。而在二十二至二十五世紀，人類整體生育率又出現了報復性的增長，回到了十六世紀之前農耕時代的水平，那時全地球基本完成了全部能在此星球上能做到的技術突破，基本達到了卡爾達舍夫等級裡的一型文明的水平。

　　若非後來顧蘭蘭博士意外發現將撞碎火星，火星碎片撞向地球並將讓地球發生生物大滅絕的鐵質小行星，人類並以此為契機發現星隧現象並開啟宇宙探索的征程，也許人類在太陽系這個繭房中還將生活到天荒地老的那一天。若我們把太陽系比作一個光速構建的牢籠，不知道人類這種自稱為智慧的生物在完成了十八世紀至二十三世紀的這次技術革新和工業革命後，是否會在後面的日子裡迎來新的技術爆發點，而再次陷入發展、技術和人類生物屬性本身的若乾矛盾中?

　　人類，作為一種剛剛部分脫離原始自然生存條件不到一百萬年的生物，試圖改變上億年基因和生物性賦予的若乾習慣，談何容易呢?只不過，對於生活的期許、惰情、恐懼和好奇可以驅使人類自發的改變自己，以來滿足不斷發展、不斷脫離原始自然條件的生活條件。

　　上述全文摘抄自《人類宇宙開拓史》第三部，《社會、經濟、政治學論述集》中相關條目的獨立稿件。